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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钱遍天下（第2页）

1827年，南洋的新加坡掘得来自中国的古钱币，多数为宋代铜钱；1860年，爪哇岛挖出中国铜钱30枚，过半为宋钱；1911年，斯里兰卡也出土了12枚宋钱；波斯湾、印度、越南、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中国境内的辽、西夏、金的辖区，均有宋钱出土。

可能从泉州港出发开往东南亚的南宋沉船“南海一号”

，也发现了大量铜钱，总数超过万枚。

如果这艘南宋商船不是在南海沉没，这批宋朝铜钱将被输送到东南亚，成为当地流通的货币。

宋人张方平说：“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

从亚洲与非洲出土的文物来看，张方平的说法毫无夸张之处。

各地出土的宋钱现在是博物馆或私人收藏的文物，但在800年前，则是流通于“四夷”

的通货。

在与宋朝接壤的辽国，出使辽国的苏辙看到，“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

；在日本，南宋时期有大量宋钱涌入，竟喧宾夺主地挤走了日本政府的自铸币，成为市场交易的主要货币；在交趾，当局下令“小平钱（宋钱）许入而不许出”

；在南洋，诸番国“得中国钱，分库藏贮，以为镇国之宝。

故入番者非铜钱不往，而番货亦非铜钱不售”

。

东南亚国家的传统是以金银等贵金属为通货，但贵金属货币一般只适宜用于大宗交易，民间琐碎交易使用金银非常不方便，只好采用以物易物的原始形式。

而制作精良、信用良好的宋钱的流入，立即为当地的市场交易带来了便利，难怪当地人将宋钱视为“镇国之宝”

。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勾勒出宋朝铜钱的流通范围了——从宋朝本土，到相邻的辽国、西夏、金国境内，从汉字文化圈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越南，到受阿拉伯与印度经济文化影响颇深的南洋诸岛国，从印度半岛到波斯湾，再到非洲东海岸，都有作为通货的宋朝铜钱流通于市场。

可以说，在11世纪至13世纪，宋钱是通行国际的“硬通货”

。

宋钱在海外的购买力非常坚挺：“每是一贯之数，可以易番货百贯之物，百贯之数，可以易番货千贯之物，以是为常也。”

“绝无一文小钱，在市行用”

海外诸番国对宋钱的巨大渴求，导致有宋一代的铜钱外流非常严重。

据宋史学者王曾瑜先生的估计，每年从宋朝流入海外的铜钱，约为100万贯至200万贯，相当于南宋年铸币量的一半。

如此巨量的铜钱外流，无疑加剧了宋朝的“钱荒”

。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铸钱最积极的时代，特别是北宋，铜钱的年铸造量最高达570万贯，平常年份一般都维持着100万贯至300万贯的铸币量。

后来的明朝，近300年的铸币总量竟然不及宋神宗元丰年间一年所铸的货币量。

按中国货币史学家彭信威的估算，加上前朝留下的旧币，宋朝全国的货币流通总量约有二亿五千万贯。

可见宋朝的市场规模之大。

但尽管如此，宋朝还是频频发生“钱荒”

。

如熙宁年间，两浙累年以来，大乏泉货（货币），民间称为钱荒；元祐年间，浙中钱荒；南宋初期，也是物贵而钱少；南宋后期，“钱荒物贵，极于近岁，人情疑惑，市井萧条”

。

从北宋到南宋，钱荒闹个不停，老百姓常常发现，市面上的钱用着用着就不见了，不知流到哪里去了。

宋钱到哪里去了？很多时候是被宋朝海商或海外番商带到海外去了。

最严重的一次“钱荒”

，发生在南宋理宗朝的一年春天：台州城的市民一觉醒来，忽然发现“绝无一文小钱，在市行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