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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钱遍天下（第3页）

，市面上居然几乎找不到一枚铜钱流通。

原来，市面流通的钱都被日本商船收购走了。

这些日本商船“先过温（州）、台（州）之境，摆泊海涯。

富豪之民，公然与之交易”

。

日本人看中了宋朝的铜钱，于是低价出售日货，大量回收铜钱，“以高大深广之船，一船可载数万贯文而去”

，致使台州一日之间爆发“钱荒”

。

因此，宋朝一直严厉禁止商人携带铜钱出海。

如北宋庆历年间，“边吏习于久安，约束宽弛，致中国宝货钱币，日流于外界”

，朝廷重申禁令：“以铜钱出外界，一贯以上，为首者处死；其为从，若不及一贯，河东、河北、京西、陕西人决配广南远恶州军本城，广南、两浙、福建人配陕西。

其居停资给者，与同罪。

如捕到番人，亦决配荆湖、江南编管。

仍许诸色人告捉，给以所告之物。

其经地分不觉察，官吏减二等坐之。”

走私一贯钱出境即构成死罪，禁令不可谓不严。

然而，法令虽严，却是屡禁不止。

由于宋钱在海外的购买力坚挺，携带铜钱出海非常有利可图，许多海商都铤而走险，想方设法避开市舶司的检查，走私铜钱出海。

“南海一号”

所运载的铜钱，也当为走私无疑。

因为看到法禁对于铜钱外泄的情况无可奈何，南宋乾道年间，终于有一名官员觉得忍无可忍，提出用“拔本塞源”

的绝招来对付铜钱走私。

这名官员就是静江府知府范成大，他向孝宗皇帝上了一道《论透漏铜钱札子》：“每岁市舶所得，除官吏糜费外，实裨国用者几何？所谓番货，中国不可一日无者何物？若资国用者无几，又多非吾之急须，则何必广开招接之路？”

既然如此，何不将明州（今宁波）等港口关闭掉，停止对外贸易？这便是“拔本塞源，不争而善胜之道”

。

以今天的目光来看，范成大的建议显然是一个馊主意，确实堪称“拔本塞源”

，不过拔的是开放制度之本，塞的是重商主义之源。

如果朝廷采纳他的意见，那么发生在明清时期的“海禁”

政策将提前来临，宋王朝的商业化与市场化转型也将遭受挫折。

“招徕远人，埠通货贿”

宋孝宗当然没有采纳范成大的馊主意，而是继续推行对外开放的政策。

大宋朝廷信奉的经济政策，跟明清时期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那就是对商业与市场表现得非常热心，对发展民间海外贸易的兴趣，远大于维持传统的朝贡贸易。

10世纪的宋朝皇帝曾经跟18世纪的英王一样，派遣特使分赴海外，招徕贸易。

如北宋雍熙四年（987年），宋太宗“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番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

。

跟海外诸番国展开海上贸易，成为宋王朝的惯例。

南宋建立后，宋高宗也提出了“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埠通货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