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宋钱遍天下（第4页）

。

高宗皇帝相信，“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贯）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

宋人将从海路进行的国际贸易称为“市舶”

，发达的市舶可以让朝廷获得丰厚的商税收入，何乐而不为呢？而传统的朝贡贸易，从经济收益来说，则是得不偿失的，“朝廷无丝毫之益，而远人获不赀之财”

。

正因为这样，宋王朝有意弱化朝贡贸易，宋高宗曾下令商船不得擅载外国入贡者，否则将处以二年徒刑，财物没收。

显然，如果海外诸国以朝贡的名义来华贸易，势必会冲击民间的外贸总量，进而影响到朝廷的抽税。

这是宋王朝不希望看到的。

在禁止海商擅载外国入贡者的同时，朝廷又鼓励海商招徕番商来华贸易，“番商有愿随船来宋国者，听从便”

。

对“招商引资”

有突出贡献的海商，朝廷还会给予奖励：“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

大宋的任何海商，只要在设于广州、泉州、杭州、明州、密州等重要港口的市舶司领取“公凭”

（外贸许可证），便可贩运商货出海，将他们的商船驶往太平洋、印度洋、波斯湾、红海，甚至地中海。

广州、泉州、杭州、明州、密州等港口，也对海外番商敞开门户，欢迎番商来华贸易。

番商的在华利益与权利受到朝廷的保护，宋高宗时期的一条立法称：“有亏番商者，皆重置其罪。”

当然，保持门户开放与发展海外贸易的结果，就是宋钱无可避免地流向海外，导致国内发生“钱荒”

。

怎么办？宋朝的应对方案是发行纸币。

南宋的市场规模不亚于北宋，但南宋的铸钱量远远比不上北宋，这是因为纸币——“会子”

在南宋的应用已经非常广泛。

南宋“会子”

的前身是北宋“交子”

。

“交子”

还不是完全的信用货币，必须有准备金作为信用保证。

北宋的经济学者还发现，国家发行纸币，准备金不需要足额，只要有23的准备金便可以维持币值的稳定。

而“会子”

则是完全的信用货币了，已不需要准备金。

南宋的经济学者已经明白，纸币的面值完全可以用国家信用来背书：“欲其（纸币）价常赢而无亏损之患，常用于官而不滞于私，则可矣。”

而纸币贬值则是因为国家滥印钞票，“楮（纸币）之为物也，多则贱，少则贵，收之则少矣”

。

诞生于宋朝的纸币，让后来的欧洲商人感到不可思议。

13世纪从欧洲来到中国旅行的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发现，元朝商民所使用的货币并不是欧洲人熟悉的金银，而是一种神奇的纸张。

马可·波罗无法理解，为什么一张自身几乎没有任何价值的楮纸居然可以在市场上购买任何商品，只好将纸币形容为“大汗专有方士之点金术”

。

元朝流通的纸币，当然不是“大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