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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伯复问鬼曰:“我是新死,不知鬼悉何所畏忌?”
鬼答曰:“唯不喜人唾耳。”
于是共行。
道遇水,定伯令鬼先渡,听之,了无声音。
定伯自渡,漕漼作声。
鬼复言:“何以作声?”
定伯曰:“新死不习渡水故耳,勿怪吾也。”
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担鬼着顶上,急持之。
鬼大呼,声咋咋然,索下,不复听之。
径诣宛市中,下着地,鬼化为一羊。
定伯恐其变化,亟唾之。
卖之,得钱千五百,乃去。
……时人语曰:“定伯卖鬼,得钱千五百。”
虽然可以从中总结各种人生道理,但首先我们应当发现这是一个颇有趣味的娱乐故事。
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小说起源于劳动的空闲谈论故事的消遣。
人们在劳动时,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了劳苦,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
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是小说的起源。”
因而,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小说的第一性,应该是娱乐,而非教化。
当然,这里存在一种危险,即把娱乐视作醉生梦死,视作一种历史虚无主义。
人们总是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仿佛如此便能简单地理解世界,掌握生存的方法。
拥有君子之乐,并不意味着失去忧患意识,这是孔孟留下的智慧。
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坦白,“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
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
嗟乎!
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栏自热”
。
虽然蒲松龄伤感沦落,带着“士大夫”
的“孤愤”
,借谈狐说鬼以抒发忧愤,但是他依旧把写作《聊斋自志》视作一种“寄托”
。
他认为自己如同月下秋虫,孤独地依偎栏杆,在自己编织的梦幻中“偎栏自热”
。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会在书中提及了诸如幻术、杂技、藏鞠、马戏、斗戏、棋戏、酒令、对联、灯谜、酒令、笑话、下棋、蹴鞠、赏戏、作画等这些娱乐活动。
这一切,都是他渴望着得到娱乐的甘露。
他在娱乐自己的同时,也娱乐着人们。
我们仿佛看到了蒲松龄死后的100年,在西方诞生了另一个用写作拯救自我的孤独的灵魂卡夫卡,他在给马克斯·布罗德(MaxBrod)的一封信中写道:“写作是一份甜美绝伦的酬劳,为何呢?深夜里,我就像孩子的直观教学课那般清晰地知道,这是为魔鬼服务的酬劳。”
两位作家对娱乐和受难的态度是接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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