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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一年二月六日上午（第1页）

一九六一年二月六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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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艺复兴以来，各种古代文化，各种不同民族，各种不同的思想感情大接触之下，造成了近代人的极度复杂的头脑与心情；加上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急剧变化（如法国大革命，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交替等等），人的精神状态愈加充满了矛盾。

这个矛盾中最尖锐的部分仍然是基督教思想与个人主义的自由独立与自我扩张的对立。

凡是非基督徒的矛盾，仅仅反映经济方面的苦闷，其程度绝没有那么强烈。

—在艺术上表现这种矛盾特别显著的，恐怕要算贝多芬了。

以贝多芬与歌德做比较研究，大概更可证实我的假定。

贝多芬乐曲中两个主题的对立，绝不仅仅从技术要求出发，而主要是反映他内心的双重性。

否则，一切sonataform［奏鸣曲式］都以两个对立的motifs［主题］为基础，为何独独在贝多芬的作品中，两个不同的主题会从头至尾斗争得那么厉害，那么凶猛呢？他的两个主题，一个往往代表意志，代表力，或者说代表一种自我扩张的个人主义（绝对不是自私自利的庸俗的个人主义或侵犯别人的自我扩张，想你不致误会）；另外一个往往代表狂野的暴力，或者说是命运，或者说是神，都无不可。

虽则贝多芬本人决不同意把命运与神混为一谈，但客观分析起来，两者实在是一个东西。

斗争的结果总是意志得胜，人得胜。

但胜利并不持久，所以每写一个曲子就得重新挣扎一次，斗争一次。

到晚年的四重奏中，斗争仍然不断发生，可是结论不是谁胜谁败，而是个人的隐忍与舍弃；这个境界在作者说来，可以美其名曰皈依，曰觉悟，曰解脱，其实是放弃斗争，放弃挣扎，以换取精神上的和平宁静，即所谓幸福，所谓极乐。

挣扎了一辈子以后再放弃挣扎，当然比一开场就奴颜婢膝地屈服高明得多，也就是说“自我”

的确已经大大地扩张了；同时却又证明“自我”

不能无限制地扩张下去，而且最后承认“自我”

仍然是渺小的，斗争的结果还是一场空，真正得到的只是一个觉悟，觉悟斗争之无益，不如与命运，与神，言归于好，求妥协。

当然我把贝多芬的斗争说得简单化了一些，但大致并不错。

此处不能做专题研究，有的地方只能笼统说说。

—你以前信中屡次说到贝多芬最后的解脱仍是不彻底的，是否就是我以上说的那个意思呢？—我相信，要不是基督教思想统治了一千三四百年（从高卢人信奉基督教算起）的西方民族，现代欧洲人的精神状态绝不会复杂到这步田地，即使复杂，也将是另外一种性质。

比如我们中华民族，尽管近半个世纪以来也因为与西方文化接触之后而心情变得一天天复杂，尽管对人生的无常从古至今感慨伤叹，但我们的内心矛盾，绝不能与宗教信仰与现代精神自我扩张的矛盾相扩张比。

我们心目中的生死感慨，从无仰慕天堂的极其烦躁的期待与追求，也从无对永坠地狱的恐怖忧虑；所以我们的哀伤只是出于生物的本能，而不是由发热的头脑造出许多极乐与极可怖的幻象来一方面**自己一方面威吓自己。

同一苦闷，程度强弱之大有差别，健康与病态的分别，大概就取决于这个因素。

中华民族从古以来不追求自我扩张，从来不把人看作高于一切，在哲学文艺方面的表现都反映出人在自然界中与万物占着一个比例较为恰当的地位，而非绝对统治万物、奴役万物的主宰。

因此我们的苦闷，基本上比西方人为少为小；因为苦闷的强弱原是随欲望与野心的大小而转移的。

农业社会的人比工业社会的人享受差得多，因此欲望也小得多。

况中国古代素来以不滞于物，不为物役为最主要的人生哲学。

并非我们没有守财奴，但比起莫里哀与巴尔扎克笔下的守财奴与野心家来，就小巫见大巫了。

中国民族多数是性情中正和平、淡泊、朴实，比西方人容易满足。

—另外，佛教影响虽然很大，但天堂地狱之说只是佛教中的小乘（净土宗）的说法，专为知识较低的大众而设的。

真正的佛教教理并不相信真有天堂地狱，而是从理智上求觉悟、求超度；觉悟是悟人世的虚幻，超度是超脱痛苦与烦恼。

尽管是出世思想，却不予人以热烈追求幸福的鼓动，或急于逃避地狱的恐怖，主要是劝导人求智慧。

佛教的智慧正好与基督教的信仰成为鲜明的对比。

智慧使人自然而然地醒悟，信仰反易使人入于偏执与狂热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