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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渠三（第6页）

泾渠者，在秦时韩使水工郑国说秦，凿泾水，自仲山西抵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于洛三百余里以溉田，盖欲以罢秦之力，使无东伐。

秦觉其谋，欲杀之，郑曰：“臣为韩延数年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利。”

秦以为然，使迄成之，号郑渠。

汉时有白公者，奏穿渠引泾水，起谷口，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因名曰白渠。

历代因之，皆享其利。

至宋时，水冲啮，失其故迹。

熙宁间，诏赐常平息钱，助民兴作，自仲山旁开凿石渠，从高泻水，名丰利渠。

元至元间，立屯田府督治之。

大统八年，泾水暴涨，毁堰塞渠，陕西行省命屯田府总管夹谷伯颜帖木儿及泾阳尹王琚疏道之，起泾阳、高陵、三原、栎阳用水人户及渭南、栎阳、泾阳三屯所人夫，共三千余人兴作，水通流如旧。

其制编荆为囤，贮之以石，复填以草以土为堰，岁时葺理，未尝废止。

至大元年，王琚为西台御史，建言于丰利渠上更开石渠五十一丈，阔一丈，深五尺，积一十五万三千工，每方一尺为一工。

自延祐元年兴工，至五年渠成。

是年秋，改堰至新口。

泰定间，言者谓石渠岁久，水流渐穿逾下，去岸益高。

至正三年，御史宋秉亮相视其堰，谓渠积年坎取淤土，叠垒于岸，极为高崇，力难送土于上，因请就岸高处开通鹿巷，以便夫行，廷议允可。

四年，屯田同知牙八胡、泾尹李克忠发丁夫开鹿巷八十四处，削平土垒四百五十余步。

二十年，陕西行省左丞相帖里帖木儿遣都事杨钦修治，凡溉农田四万五千余顷。

○金口河

至正二年正月，中书参议孛罗帖木儿、都水傅佐建言，起自通州南高丽庄，直至西山石峡铁板开水古金口一百二十余里，创开新河一道，深五丈，广二十丈，放西山金口水东流至高丽庄，合御河，接引海运至大都城内输纳。

是时，脱脱为中书右丞相，以其言奏而行之。

廷臣多言其不可，而左丞许有壬言尤力，脱脱排群议不纳，务于必行。

有壬因条陈其利害，略曰：

大德二年，浑河水发为民害，大都路都水监将金口下闭闸板。

五年间，浑河水势浩大，郭太史恐冲没田薛二村、南北二城，又将金口已上河身，用砂石杂土尽行堵闭。

至顺元年，因行都水监郭道寿言，金口引水过京城至通州，其利无穷，工部官并河道提举司、大都路及合属官员耆老等相视议拟，水由二城中间窒碍。

又卢沟河自桥至合流处，自来未尝有渔舟上下，此乃不可行船之明验也。

且通州去京城四十里，卢沟止二十里，此时若可行船，当时何不于卢沟立马头，百事近便，却于四十里外通州为之？又西山水势高峻，亡金时，在都城之北流入郊野，纵有冲决，为害亦轻。

今则在都城西南，与昔不同。

此水性本湍急，若加以夏秋霖潦涨溢，则不敢必其无虞，宗庙社稷之所在，岂容侥幸于万一？若一时成功，亦不能保其永无冲决之患。

且亡金时此河未必通行，今所有河道遗迹，安知非作而复辍之地乎？又地形高下不同，若不作闸，必致走水浅涩，若作闸以节之，则沙泥浑浊，必致淤塞，每年每月专人挑洗，盖无穷尽之时也。

且郭太史初作通惠河时，何不用此水，而远取白浮之水，引入都城，以供闸坝之用？盖白浮之水澄清，而此水浑浊不可用也。

此议方兴，传闻于外，万口一辞，以为不可。

若以为成大功者不谋于众，人言不足听，则是商鞅、王安石之法，当今不宜有此。

议既上，丞相终不从，遂以正月兴工，至四月功毕。

起闸放金口水，流湍势急，沙泥壅塞，船不可行，而开挑之际，毁民庐舍坟茔，夫丁死伤甚众，又费用不赀，卒以无功。

继而御史纠劾建言者，孛罗帖木儿、傅佐俱伏诛。

今附载其事于此，用为妄言水利者之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