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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无阿弥陀佛戴传贤（第2页）

戴先生在他的考试院的职务以外，还做了些什么呢，我们不是他的“随从秘书”

，当然不能清楚。

但就前前后后各报所记载的归纳起来说，只是东跑西跑，说这说那而已。

戴先生的跑，是否有裨国计民生，我们无从知道，至少是我这麻木不仁的人没有能感觉到；这问题且留给我们的老前辈章太炎先生在编纂国史时去解决，现在以不谈为是。

戴先生的演说，是他自己觉得很有劲儿的一件事。

要是有人请他演说，他可以一说就说上两点钟；就是没有人请他演说，他也可以对着一二个朋友正襟危坐的说上两点钟。

然而，究竟说得对不对呢？这又是一言难尽。

单举最重要的一件事说：不说戴先生自命为“日本”

通的么？不是他做过一部《日本论》的么？当五年前此书出版之时，也曾引起了国内读者的相当的注意；虽然也有许多专门研究日本事务的人把这部书批评得一钱不值，我却还替他愤愤不平：我以为季陶何至于如此，亦许是同行相妒罢。

然而，到了九一八以后，以戴先生所处的地位，以戴先生自命为日本通的一块招牌，总该有一篇两篇惊天动地的文字发表才是：若应降，便畅畅快快的主降，若应战，便畅畅快快的主战。

这种主张若不为政府所容纳，戴先生便该挂冠而去，以国民资格与政府作文字上及事理上之抗争，甚至为党部开除党籍，为政府下令通缉，亦在所不惜，这才无负于他那一块日本通的招牌，这才无负于他当年武松般的勇气。

然而可惜，我们的戴院长竟不肯这样做：他只是浮萍般的，在“长期抵抗”

亦即永不抵抗的波浪上飘；岂特飘而已矣，他还进一层，追随着一般愚夫愚妇而自为领袖，希望借着佛力挽回华北的劫运。

前年北平举行时轮金刚法会，我在会场中看见他送给班禅的一把伞，自称为“弟子戴传贤”

；我呆呆的看了这五个字，真是将信将疑，如白天见鬼！

嗟夫！

吾辈老百姓之渴望于大人先生者，欲其救苦救难也。

而戴院长救苦救难之方术不过如此，是直吾家老妈子之流亚耳！

最近，戴院长又奉了中央的命令，坐了飞机到西北去视察了一回。

我真有些不明白，为什么在六七年以前，我们几个书呆子声嘶力竭闹着西北的重要，政府诸公竟是充耳不闻；到东北四省丢失之后，西北二字竟变了和南京的板鸭一样时髦，谁都要想见识见识，谁都要想尝尝滋味。

大约是因为狐皮袍子被小贼偷去了不得不找件破棉袍御寒罢。

呜呼，此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谁谓政府诸公无远见耶？于是乎我们的戴院长坐了飞机挤热闹去矣。

他到了西安，就于四月十一日发出一条反对发掘古墓的电报（见四月十三日本报）。

这电报自始至终全是对着考古家的发掘古墓说话，对于人民私掘古墓，不过引来做个陪衬。

电衔中首列“上海中央研究院蔡院长”

，其次才是汪院长，王教长，蒋委员长；这是他对于蔡先生的挑战，说得质直些，就是上海人所说的“骂山门”

。

他以为已往的考古发掘工作，是蔡先生所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做的，所以他就一把拉住了蔡先生说话，其意若曰：你这蔡老头儿岂有此理！

我这戴小头儿可不答应！

你是元老，我也是元老；你是院长，“我也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