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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满村听唱蔡中郎（第3页）

窃谓为新国民，当革奴隶性；为新国文，亦不可不革奴隶性。

……夫我申我见，我为我文，不必不学古人，亦不必强学古人；不必不从今人，亦不必盲从今人。”

蔡东藩的写作事业初与邵希雍相绾合，而邵早故，于是这事业就转而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发动。

会文堂是一个务实的出版社，看准了新式、旧式教育在衔接期间会有一段漫长的磨合时期。

究竟什么是国民应该具备的普遍教养？什么又是才人得以专攻的精进学问？这在清末科举废除之后一直是关心教育大业之人都在摸索的问题。

会文堂于是和蔡东藩商量：如何能透过市场的主导，奠定一个基本文化能力的培养方向。

从蔡东藩主持、编纂的书籍可知，他并不特别注重“四库”

“百科”

那样庞大的知识输送结构，从刚下手编写的《写信必读》《楹联大全》《幼学故事琼林续集》可以看出，他亦不注重流传了一二千年的载道问学之义，所关心的反而是更简明、切近的实用之学——在生活中能够应用的文字知识。

在他看来，当前的文史教养不外两端，一是“优孟学”

，一是“盲瞽学”

。

所谓“优孟”

，还算是文雅的贬词，意思就是说：在传统的老师宿儒教导之下，孩童不过是模仿唐、宋诸大家的腔调，咿唔鹦鹉，摭拾之无，到头来还是求媚于王公权贵的一种文字。

对于新文学所寄生的新媒介，蔡东藩也没有好评。

他对民国以后“入塾六七年，自谓能作三五百字文”

的学生又是如何议论的呢？“实则举报纸拉杂之词，及道听途说之语，掇拾成篇，毫无心得。”

这就是所谓的“盲瞽之学”

——换言之，也就是街头走唱卖艺之流亚而已。

蔡东藩的《历朝通俗演义》始自《清史通俗演义》，根据其孙蔡福源的追记，这部书在一开始与会文堂新记书局洽谈出版的时候曾经“多次遭到奚落和嘲讽”

，似乎与当时文化界的两股思想主流有关。

蔡福源的论证是以两个蔡东藩身侧之人的看法作骨干的：一个叫李马鉴的邻居，是满清遗老，主张此书应该“为君主制度招魂”

；另一个叫沈幼贡的友人则希望这本书能够达到“反清复明”

、彰显民族斗争旗号的鲜明目的。

而蔡东藩所拈出的疑惑却远远高出这意识形态的恶斗，他的用语简洁有力，直指打开历史纠结的“角觿”

，其实在于能否追问“失政”

的关键，而非满足读史者的情感：“夫使清室而果无失德也，则垂治亿万年斯可矣，何至鄂军一起，清社即墟？然苟如近时之燕书郢说，则罪且浮于秦政、隋炀；秦、隋不数载即亡，宁于满清而独永命、顾传至二百数十年之久欤？”

在蔡东藩笔下，写作“演义”

这件事犹如“书史”

。

他不但要逼问历史发展的真相，还于周章叙事之间，一步一步地设问：往来成今古，因果究何如？而这种说故事的态度与方法，当然不是兰台令史、司马世家之属，而是满眼看着三家村里跑来蹦去的塾童，思虑其当知、当问、当思、当辨之事而开出的书写之路，迥异于千秋以来的史家！

其伟大处，偏在于这个创世之见。

一切若是为了教育，则历史应该如何呈现？这个思维完全扭转了传统民族教育以完足正确史观为目的的作法。

再说得浅显些：当怀抱着《幼学故事琼林》的写作动机面对历史之际，书史者所念兹在兹的不只是表象之事实，还有经不起追问的因果。

如何说明蔡东藩的“演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