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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第6页）

他原本在一德国医院接受检查，由于始终不能检出病原，遂转入协和医院复检，不久即得知其右肾有黑点；且血由右方出，即断定右肾为小便出血之原因。

根据他的弟弟梁启勋所撰之《病房日记》云：“任公向来笃信科学，其治学之道，亦无不以科学方法从事研究，故对西洋医学向极笃信，毅然一任协和处置。”

殊不料，虽然遵医嘱割去了右肾，梁启超的尿血症并未痊可，“稍用心（动脑筋、用思虑）即复发，不用心时便血亦稍减”

。

当时有打血针的疗法，应该就是指输血，每月一次。

也由于经常复发的缘故，梁启超的中医好友唐天如还亲自从香港兼程来北京，为他处方供药，据他亲笔给孩子们写的信说：“天如之方，以黄连、玉桂、阿胶三药为主。”

“近闻有别位名医说：‘能将黄连和玉桂合在一方，其人必为名医云云。

’”

然而，尿血症顶多只能是药到症缓，而始终没能根治。

多年后有一个流传广远的说法，提及协和医院那一次动手术时出了差错，据说，昔年参与梁启超手术的一位实习生回忆：梁启超进了手术室之后，值班护士用碘酒在梁的肚皮上标错了下刀的位置，操刀的医生姓刘，还是一位高学历的名医，却以疏忽之故，未核对病人X光片就进行了手术。

手术干净利落，切除的却是没病的肾囊。

另外还有一个传闻，也并不见诸当日，而是数十年后忽然哄传起来的谣诼，说是梁启超早在开始尿血的时候，就已经罹患了恶性肿瘤，所以错割肾囊与否似乎不是什么了不得的错误，也正因癌变随身，开了刀之后，尿血的情形一直未曾改善，却也不是说不过去的，如此，协和医院又在多年之后得到了一重开脱。

手术是在一九二八年三月十六日，梁启超开刀的时候，其子梁思成和媳妇林徽因正在欧洲度蜜月。

为了让一对新人能够放心，梁启超在四月二十六日的信中还说，手术后的身体“健康大有进步”

，给他的大女儿令娴的信上则写道：

我受术后第四天，便胃口如常。

中间因医生未得病原，种种试验，曾经有一个礼拜，不给我肉品吃，饿得我像五台山上的鲁智深，天天向医生哀求开荤，出院后便不容说了。

总而言之，受术后十天，早已和无病人一样。

手术房里是否有什么差错或失误，梁启超自己身体的感受是最清楚的。

他不会不明白便中之血的流量，以及是否积劳而导致疾病加剧的程度。

然而，除了基于不让家人担忧之外，他还有一顾虑：他不希望个人所遭受的痛苦在诉诸公论之后，得到的只是丝毫无益于科学研究的指摘报复而已。

他亲自在家信中说明他的看法：

近来因我的病，惹得许多议论，北京报纸有好几家都攻击协和。

我有一篇短文在《晨报副刊》发表，带半辩护性质，量来已看见了。

总对这次手术其实可以不必用，好在用了之后身子没有丝毫吃亏，只算费几百块钱，捱十来天痛苦，换得个安心。

是否一定要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

据当时的诊查结果，罪在右肾，断无可疑。

他还说：“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

然而，就在手术后半年，他的病势愈发沉重，小便阻塞，寒热交作，其枯槁，已经到了连大夫都不敢处方的地步。

一九三〇年一月十九日，终告不治。

遗嘱有云：“把尸身剖验，务求病原之所在，以供医学界之参考。”

在这一点上，梁家子孙并没有遵从遗命。

梁启超的伟大，是从这样的一场极端折磨人的恶疾上绽放出来的。

他守护家人，回护医者，维护科学，以一微躯挡病魔、挡舆论、挡一切对求知求真求明白之阻碍，其号任公，斯人果尔大公。

“这怎么会是一部电影可以说的故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