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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附录 补编10（第2页）

当然有许多年谱不必要考证，或是子孙替父祖作，或是门生替师长作，亲见亲闻的事原无多大的疑误。

如王阳明、颜习斋、李恕谷等年谱都属此类。

不过常常有作者和谱主相差的时代太久，不能不费考证的工夫的；又有因前人作的年谱错了而改作的，也不能不有考证的明文。

考证的工夫本来是任何年谱所不免的，但有的可以不必写出考证的明文，只写出考证的结果便已足。

若为使人明白所以然起见，却很有写出考证的明文的必要。

所以明文应该摆在什么地方，很值得我们考虑。

据王懋竑《朱子年谱》的办法，在年谱之外另作一部《考异》，说明白某事为什么摆在某年，两种传说，那种是真。

年谱的正文，并不隔杂一句题外的话，看起来倒很方便。

还有一种很普通的办法，把考证的话附在正文中，或用夹注，或低二格。

另有一种办法，把前人做的年谱原文照抄，遇有错误处则加按语说明，好像札记体一样。

张穆对于《元遗山年谱》便是用的第三种。

前面三种办法，各有好处。

第一种，因为考证之文太多，令人看去，觉得厌倦，所以另成一书，既可备参考，又可省读年谱者的精神。

第二种，可使读者当时即知某事的异说和去取的由来，免得另看《考异》的麻烦。

两种都可用。

大概考证多的，可另作《考异》，不十分多的，可用夹注，或低格的附文。

但其中也有点例外。

有些年谱，根本就靠考证才成立，无论是创作或改作，他的考证虽很繁杂，也不能不分列在年谱各年之下，如作《孟子年谱》，年代便很难确定。

如果要定某事在某年，便不能离本文而另作考异，必同时写出考证的明文，说明为什么如此叙述，才不惹人疑惑。

而后本文才可成立。

假如孟子先到齐或先到梁的问题没有解决，许多事情便不能安插，全部组织便无从成立。

经过了考证，把问题解决了，若不把考证随写在下，便不能得读者的信仰。

又如我做陶渊明的年谱，把他的年纪缩短，生年移后，和历来的说法都不同。

假使不是考证清楚了，何必要改作？考证清楚了，若不开头说个明白，读者谁不丢开不看？像这类自然不能另作考异，亦不能作夹注，只好低二格附在各年本文之后。

至于第三种也有他的好处，因为前人做的不十分错，原无改作的必要，为省麻烦起见，随时发现错误，随时考证一番，加上按语，那便够了。

大概考证的工夫，年代愈古愈重要。

替近代人如曾国藩之类做年谱，用不着多少考证，乃至替清初人如顾炎武之类做年谱，亦不要多有考证，但随事说明几句便是。

或详或略之间，随作者针对事实之大小而决定，本来不拘一格的。

（五）关于批评

本来作历史的正则，无论那一门，都应据事直书，不必多下批评；一定要下批评，已是第二流的角色。

譬如作传，但描写这个人的真相，不下一句断语，而能令读者自然了解这个人地位或价值，那才算是史才。

作传如此，作年谱也如此。

真是著述名家，都应守此正则。

有时为读者的方便起见，或对于谱主有特利的看法，批评几句也不要紧。

但一般人每乱用批评，在年谱家比较的还少。

现在拿两部有批评的年谱来讲，一是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一是胡适之的《章实斋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