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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与颉刚论古史1（第4页）

孟真兄：

弟有一疑难问题，乞兄一决：

在《论语》上看，孔子只是旧文化的继续者，而非新时代的开创者。

但秦汉以后是一新时代，何以孔子竟成了这个时代的中心人物？

用唯物史观来看孔子的学说。

他的思想乃是封建社会的产物。

秦汉以下不是封建社会了，何以他的学说竟会支配得这样长久？

商鞅，赵武灵王，李斯一辈人，都是新时代的开创者，何以他们造成了新时代之后，反而成为新时代中的众矢之的？

弟觉得对于此问题，除非作下列的解释才行：

孔子不是完全为旧文化的继续者，多少含些新时代的理想，经他的弟子们的宣传，他遂甚适应于新时代的要求。

商鞅们创造的新时代，因为太与旧社会相冲突，使民众不能安定，故汉代调和二者而立国。

汉的国家不能脱离封建社会的气息，故孔子之道不会失败。

汉后二千年，社会不曾改变，故孔子之道会得传衍得这样长久。

兄觉得这样解释对吗？请批注，愈详细愈好。

弟颉刚十五，十一，十八

二

颉刚兄：

十八日信到，甚喜。

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我对于这个问题本身有讨论。

你问：“在《论语》上看……何以孔子成了这个时代的中心人物？”

我想，我们看历史上的事，甚不可遇事为他求一理性的因，因为许多事实的产生，但有一个“历史的积因”

。

不必有一个理性的因。

即如佛教在南北朝隋唐时在中国大行，岂是谓佛教恰合于当年社会？岂是谓从唯物史观看来，佛教恰当于这时兴盛于中国？实在不过中国当年社会中人感觉人生之艰苦太大（这种感觉何时不然，不过有时特别大），而中国当年已有之迷信与理性不足以安慰之，有物从外来，谁先谁立根基，不论他是佛，是祆，是摩尼，是景教，先来居势，并不尽由于佛特别适于中国。

且佛之不适于中国固有历史，远比景教等大。

那种空桑之教，无处不和中国人传统思想相反。

然而竟能大行，想是因为这种迷信先别种迷信而来，宣传这种迷信比宣传别种迷信的人多，遂至于居上。

人们只是要一种“有说作”

的迷信，从不暇细问这迷信的细节。

耶稣教西行，想也是一个道理。

我们很不能说那萨特的耶稣一线最适宜于庞大而颓唐的罗马帝国，实在那时罗马帝国的人们但要一种“有说作”

的迷信以安慰其苦倦，而恰有那萨特的耶稣一线奋斗的最力，遂至于接受。

我常想，假如耶稣教东来到中国，佛教西去欧洲，未必不一般的流行，或者更少困难些。

因为佛教在精神上到底是个印度日耳曼人的出产品，而希伯来传训中，宗法社会思想之重，颇类中国也。

（此等事在别处当详说）

我说这一篇旁边话，只是想比喻儒家和汉以来的社会，不必有“银丁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