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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茶篇（第2页）

这段文字，其实是对嘉靖年间杨时乔《皇朝马政纪》记载的转述。

此时的“碉门乌茶“，因为增加了仓贮、陈化这一关键的加工环节，已明显不同于之前的蒸青乌茶。

这说明，经过人为的仓储陈化，茶的青气和苦涩味，已经明显减轻；汤色氧化得红黄明亮；滋味变得更加甘甜醇和，其价值较原来的粗老绿茶，当然会“其利倍”

之了。

综合以上文献可以推断，明代初年专蒸的四川乌茶，可能仍是通过湿热作用、来破坏叶绿素、去除青涩滋味的粗老绿茶，茶青只是在颜色外观发生了褐变，其本质上仍然还属于蒸青绿茶，仍然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储存，增加其自然的氧化、发酵程度，才能达到初级阶段的黑茶品质。

因此可以讲，四川乌茶应该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黑茶的最早雏形与启蒙者。

我们把视线转移到唐宋时期，便会发现，在那时，茶青细嫩、等级较高的蒸青团茶，产量稀少，且掌握在当朝的达官贵族手里，只有粗老绿茶的蒸压片茶，才会被运送到边区易马。

另外，即使早期供应边疆地区的黑茶，采用嫩度较高的茶青加工而成，也会因产量的原因，局限于西北地区的上层社会饮用。

到了宋朝末年，西北地区由于人口激增，出现了“黑茶供应不足，请奏增加生产，运销西北各省”

的奏章。

在无法解决茶叶供需矛盾的窘境下，临近少数民族地区的四川茶区，只有供应更粗糙、粗老的茶叶，“以充其数”

，勉强完成朝廷下达的生产任务。

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记载：自宋熙、丰以来，蜀茶“旧博马皆以粗茶”

。

这个粗茶是什么样子呢？《明史·食货志》说：“名曰剪刀粗叶，惟西番用之。”

光绪十二年的四川《灌县志》记载：“其连枝叶砍者，名马茶。”

即没有芽头，谷雨后连枝干一块采下的粗枝大叶茶。

五代时，毛文锡《茶谱》记载的湖南潭、邵之间的渠江薄片：“其色如铁，而芳香异常，烹之无滓也。”

其中的“其色如铁”

，虽然也是外观呈乌色或深绿、黑绿色，但这种色泽，是较嫩茶青蒸压后所具备的基本特征，它仍属于蒸青绿茶，尚不具备黑茶的明显特征。

四川供应边区的由粗老绿茶蒸压而成的片茶，因受古代运输条件和包装材料的局限，加之路途遥远、天气多变、风雨交加，等到简易包装的茶叶运到边民手里，至少是数月之后的事了，茶叶经此发生湿热发酵、氧化红变，其色泽变得黄褐、黑褐，应该是非常普遍、非常自然之事。

人们在饮用时，无意中会发现，粗老绿茶经过不同程度的自然氧化或自然储存、沤堆后，颜色愈加发乌、变黑，汤色由黄变红，粗青气消失，滋味不苦不涩了。

边民不断地将蒸青绿茶的饮用变化和消费信息反馈给茶区，各茶区于此得到启示，并不断地通过模仿、调整与改进制作工艺，不断磨合，待以时日，便陆续产生了今天的各种黑茶。

深山里的野放茶青，完全依靠人工肩挑出来。

纵观历史上的茶马交易制度，历时千年，兴于唐，盛于宋，歇于元，严于明，止于清。

尤其是以明代管理最为严格。

北宋初期，沿袭五代的榷茶制，茶叶实行政府垄断专卖，过去作为取货凭证的茶叶交引，在宋仁宗嘉佑年间改为茶引，茶引即卖茶许可证。

商人凭茶引才能把茶从产区贩卖到边疆地区。

到了明代，政府制定了更严格更严密的茶法，明太祖洪武三十年颁布的《大明律》，就有：“凡贩私茶者，同私盐法论罪。”

同年，驸马都尉欧阳伦，由陕西贩私茶至河州，就被赐死伏诛，茶货没官。

此时政府严管的茶，大致分为商茶，官茶，贡茶三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