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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佛教文化的影响与柳崇拜的中国化（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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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北方特别是东北地区的柳辟邪习俗，依旧不可忽视，柳枝疗创之法即然：“又如萨满以‘烧柳枝熨咬伤’，办法是将手指粗细的湿润柳枝顶端齐齐截去，然后用火烧烤柳枝中段，随即将由截面处流出的柳枝液滴在被野兽抓咬伤的患处以熨之。

这种医治创口的办法，显然是满族先民在古老的狩猎时代不断摸索所积累的经验。”

[24]于是，清代这一风俗仍旧跨区域广泛流传，就带有了满汉、南北文化融会的特色。

显见，这里的柳枝主要是作为治病救人、除瘟疫、抗旱灾等巫术的必要媒介，在必要时加以利用。

而佛教和萨满教的介入，增强了柳枝的神秘性，也突出了自神其教的特点，明确了宗教对柳枝的态度，以及教徒宣教与自我成就的利教自利心态。

但这对于植物获取自主独立物格已经迈出有利的一步。

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贴近生活的医疗法术与神秘而不可或缺的柳崇拜相结合，使佛教的生态伦理得以容受。

[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第11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日］高楠顺次郎等编：《大正新修大藏经》卷十四，903b，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影印），又参见同卷，899a。

[3]《鼻奈耶》卷七，姚秦竺佛念译，《大正藏》卷二十四，879b—879c。

[4]僧旻、宝唱等撰集：《经律异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影印）。

[5]参见王邦维：《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第44—4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5。

[6]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四册，朱杰勤校订，第197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3。

[7]周叔迦、苏晋仁：《法苑珠林校注》卷六十一，第1804—180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3。

[8]吕建福：《中国密教史》，第11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9]《四分律》卷五十一，姚秦罽賓三藏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译，《大正藏》卷二十二，949a。

[10]［德］汉斯·比德曼：《世界文化象征辞典》，刘玉红等译，第193—194页，南宁，漓江出版社，2000。

[11]周叔迦、苏晋仁：《法苑珠林校注》卷六十，第179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3。

[12]《杨家将演义》第三十八回《宗保大破天门阵，五郎降伏萧天佐》，第200—201页，北京，宝文堂书店，1980。

[13]［日］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国家》，第20页，张承志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14]《四游记》，第39—4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5]安遇时编集：《百家公案》第五十八回《决戮五鼠闹东京》，朴在渊校注，第172页，［韩国］江原大学校出版部，1994。

[16]天花才子点评：《后西游记》第十九回《唐长老坐困火云楼，小行者大闹五庄观》，第201—202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1。

[17]《无耻奴·烈女惊魂传·新纪元》，第430—431页，中国近代孤本小说精品大系，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18]脱脱等：《辽史》卷四十九《礼志一》，第8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19]《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十二册，第366页，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影印）。

[20]高国藩：《中国巫术史》，第722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21]小横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观》卷一《清宫遗闻》，第166—167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据中华书局1916影印）。

[22]常建华：《清代的国家与社会研究》，第362—3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3]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第450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24]张晓琼等主编：《满族——辽宁新宾县腰站村调查》，第271页，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