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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虐食习俗的人性根源与生态伦理批判（第3页）

以俸满迁山东别驾。

[5]

他后来受到了癫疯发狂、自己亲手杀光妻妾子女的惨重报应。

但是，这类以缺少人性的酷刑标榜自己的官员，是不在少数的。

酷刑还与食人习俗的持久延续有关，清代吴璿的长篇小说《飞龙全传》就描写，昆明山绿林好汉把要吃的人称作“两脚肥羊”

，是山寨中“早晚供用的食物”

。

在强盗世界和灾荒年节中，这一凶残事情便多所发生。

而民国时期郭则沄《洞灵小志》卷八则把清末史实中这种非人性化的现象，上升到文化熏陶的高度，进行了国民性的深刻批判。

于是虐杀虐食本身，就被看成为一种反生态的陋俗，在不断“社会化”

地毒害着本来尚有一些仁心的人们：

人之性，仁也；不仁，非性也。

然习染日久，则贪狠残酷，往往成性。

李子申言：有游得胜者，以赭寇投诚，累战积功至游击，曾隶其祖廉访公麾下。

其人自幼陷贼中，习见残杀状，特嗜杀，尤嗜食人脑。

每获匪，取其首级，倒置于地，架以高砖，炽火炙之，自鼻孔入以醯酱，俟熟，敲脑髓出，就食之，以为美味。

子申之伯父官鄂中，游尚来谒，后不复见，闻其死矣。

死时状甚惨，莫能详也。

……[6]

隐约感觉出虐杀虐食对于人性异化的恶劣影响，这成为文化习俗中的一个“负能量”

，毒害着、瓦解消泯着人们应有的人性人情，于是将对于其他生态主体的虐杀虐食，自觉不自觉地扩展到了自己的同类上。

虐杀虐食同类的精致化，又将会对他人、对于人类的后代造成怎样的影响？

其三，酷刑的泛化扩展，其每多与区域文化习俗结合起来，很值得注意。

对人的生命的不珍视的态度，同对动物生命的态度，是紧密相连的。

明末青莲室主人《后水浒传》第三十八回写众百姓听说夏剥皮被捉，纷纷前来诉冤，杨幺说：“我今拿他，实除了地方大害。

你们众人既骂他是‘剥皮’，我就在此公私两尽，只剥他的皮下来，使你们畅快吧。”

杨幺与弟兄即便动起手来：“将夏不求剥去上下衣服，先向头顶割裂，将皮往下乱扯。

夏不求大痛无声，始悔当时过恶。

霎时皮在一处，肉在一边，只留得血淋淋一个光肉夏不求，直僵僵死在地下。

一时众人欢声动地。”

[7]这里牵涉到了与酷刑制度密切联系的扩大化、残忍化复仇和刑尸复仇的传统问题。

而在有些地区特别是南方，涉及宗族内部管理，宗规族法的设立也伴随着一些酷刑的实施。

所谓“法大不如族大”

，像沉塘等酷刑就非常残酷而几乎没有人性。

旧时浙江金华一带，对不孝子孙和**之徒的酷刑是抓到祠堂剥去衣服，投入发烫的石灰池中，俗称“石灰浴”

。

严重触犯族规者，甚至被人用一根青竹深埋土中，将上面一头扳成弓状，梢头勾住犯者肛门，然后将竹竿弹开，将肠子全部拉出来处死，叫“打竹青”

，等等[8]。

正如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Locke）早就明确指出的：“那些在低等动物的痛苦和毁灭中寻求乐趣的人……将会对他们自己的同胞也缺乏怜悯心和仁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