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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纪念为好呢这样一位大师写在切利比达克百年前篇（第9页）

这样看来，消灭“海盗版”

显然已无希望。

同样的，广播公司将切利比达克的演出录下来，进行延时播放，这也让他反感，但毕竟，这基本属于“广播交响乐团”

之义务的范畴。

到了晚年，他对慕尼黑的录音库不闻不问，后来则允许Sony来录影碟。

到最后，唱片也纷纷发行了。

而指挥家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允许销售”

。

基本可以这么说，切利比达克不是在录唱片，而单单是在赚钱。

通常一位大指挥家同意录音的话，可能有艺术和经济两方面的考虑，哪怕主要从经济来思考，也会在艺术性上努力保证录音的品质。

切利比达克则不然，因为彻底否定唱片本身，所以唱片的品质已经与他无关了。

指挥家说得非常清楚：“因为我们乐团遇到了财政困难，我不能按照音乐家们的实际价值付给工资，所以我得寻找给他们增加收入的渠道。”

完全是为了钱，不是为了保存艺术，也不是录音技术终于让他满意了，或者人到晚年稍微开通了些，等等。

指挥家仅是在有人需要买、又有人需要卖的情况下，在文件上签了字。

他在制作过程中唯一可能的参与大概就是回答（影碟）导演的一些问题，如果画面剪辑混乱，他可能又会不允许影碟发行了。

切利比达克的唱片就好像一本书，在扉页上写着“作者对其内容持否定态度，但如果你愿意付书价，那么你也可以买”

。

在我看来，切利比达克能够公开呈明自己这样的观点，反倒是“拒绝妥协”

的极高境界。

根本问题在于，人其实是特别容易向自己妥协的，而在唱片的价值方面，切利比达克完全没有这种妥协，因为他怎样痛斥别人的唱片，也怎样痛斥自己的唱片。

当他把卡尔·伯姆的唱片称为“如同乱炒菜”

的同时，也明确表示：我已经意识到有人会买“切利比达克与布鲁克纳第九交响曲”

的唱片，那里没有一点儿音乐可言。

所以说，要如何纪念为好呢？这样一位大师。

不过也无妨，因为我根本没有写上“纪念文”

的字样。

其后的文章会简单观察切利比达克艺术风格的形成，不过也仅能通过唱片来观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