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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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第2页）

美国大学的新闻系课程，给学生很大的自由度，让他们发挥自己的兴趣。

当然，这种方式也有不利的因素，就是学生虽然懂得很多其他学科，可是吸收的知识只属表层。

我二年级学期末段，好像在历史、哲学、经济的汪洋里漂泊，但也完全没有资格当“历史学家”

、“哲学家”

或“经济学家”

。

因为大学的课程设计没有提供框架让我把学到的知识分门别类，我发现了音乐——或者应该更准确地说，音乐找到了我。

在历史课堂里，从文艺复兴时期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我突然可以“听得到”

各个历史阶段的对比——不单是音乐风格，还有当时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价值。

任何历史阶段的哲学与经济，其实在音乐里面早已表露无遗：我可以听得到谁在创作什么，还有那多样的风格与取向。

现在再翻开大学的笔记，我看到当年记录下来的点点滴滴。

我洞察而得的点滴，过了几年之后，就像种子一样萌芽。

毕业后，我在华盛顿当自由记者，报道政治动向。

后来，我在纽约一家著名出版社工作，担任制作编辑一职。

当我重返新闻报道，音乐只是事后想起的候补话题。

我在曼哈顿一家社区报社工作，每一位任职的编辑——除了报道区域的商业与地区政治新闻以外——兼任一个艺术范畴的报道。

到我上任的时候，戏剧、电影、流行音乐都已经被人选中了。

我欣然选择了古典音乐板块，现在看来也许是上天安排的好事。

除了刚才提到汤姆森的格言以外，赢得普利策新闻奖（PulitzerPrize）的乐评家提姆·佩捷（TimPage）深信，每一位新闻新秀，都需要一个良好的孕育环境，让他可以“犯一些重要的错误，但从中学到宝贵经验”

。

他所描述的，正是我在纽约《居民报》（Resident）报社撰写音乐文章的学徒期的状况。

在我的大学生涯里，音乐启发了我、推动了我。

在纽约的《居民报》评论音乐的时候，我对自己的写作越来越有信心。

我在这个稳固的平台上，自由地发表言论。

当然，我的专栏也刊登过一些写得不太好的文章，但是每当我揭开一些耐人寻味的论题，也会听到读者与同行的反响。

后来我才发现，其他报社的编辑部都渴望物色不但懂古典音乐，还懂得利用简单语汇，面对公众解释音乐艺术的记者。

我开始为不同国际英语刊物撰稿——从主流报刊（《华盛顿邮报》）到专业音乐杂志（英国的《史特拉第瓦里》［TheStrad］）——可是我的处理手法，还是深深浸**在社区新闻的角度。

基本上，我从底层往上去看这个音乐世界。

要是探索一个城市的餐饮文化是否蓬勃，无须查究要等多久才可以在星级餐厅（比如，纽约的Jean-Gees）订座，那不是一项标准；大家应该算一算在过去一年，有多少家新餐厅在那里开业。

量度一个城市的艺术生命力，用票价的日渐趋高来计算也不是合适的办法；更好的方案，是数一数有多少场有质量的文化演出，在你自己的社区范围内举行。

很多西方乐评人比较喜欢与“目标”

保持距离，最接近“目标”

的时间，可能只是在音乐会场内，在堂座第五排。

这个原则，我非常明白，因为跟你的“目标”

见面谈话之后，你的判断力必然受到影响。

可是在现实生活里，那经常都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