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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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第3页）

首先，我一直以来都认为自己是一名记者，渴望可以活在事件的核心、报道事件的核心内容。

还有，我当记者的工作直接影响我当乐评人的职责。

历史记载了很多这种个案：作品的首演遇到强烈的批评，过了不久因作品的伟大艺术性无可置疑，“冤案”

得到平反。

乐评人最大的错误，是用自己的尺度来衡量艺术家，而不预先了解艺术家自己所用的尺度。

我们不可能批评莫扎特没有巴赫的才华。

你需要明白莫扎特自己定下的目标，才能确定他的作品成功与否。

我开始撰写音乐评论的年代，新音乐、新作品已经离开了大家从前认识的地图与指标。

唯一可以了解作曲家的途径，是向他们直接提问。

与很多美国人一样，我认识中国，是从西方城市的华人区开始。

一直以来，美国的音乐创作与欧洲划清界限。

但是，20世纪80和90年代的变化，应该算是一次成功的革命。

以前从欧洲引进的、高深莫测的现代音乐语汇终于崩溃了，参考多元化音乐根源的年轻作曲家们抓紧机会，争取他们在乐坛上的一个席位。

比我老一辈的同行都担心音乐厅里出现爵士与摇滚音乐的影子，但我却把注意力放在美国音乐逐渐国际化的现象。

刚移民到美国的青年作曲家——尤其是来自亚洲与拉丁美洲的大学生、研究生——发觉西方作曲世界也容许和接纳他们自己的音乐与文化背景。

因此，他们所带领的、扩大了的音乐世界更加丰富起来。

这种情况，不但在洛杉矶城里（因为那里有众多来自亚洲与拉丁美洲的居民）可以听得到，就算新泽西州的近郊地区，都可以找得到，证明了这些影响是多么深远，一般舆论已传送到大众的身边了。

我当年最难忘的经验，现在仍然历历在目——那天是1995年2月17日。

当天的经历，是我生命的转折点——谭盾《鬼戏》的世界首演，地点是纽约布鲁克林音乐厅（BrooklynAusic）。

克罗诺斯四重奏（Kro）在那里连续演了四场音乐会，而《鬼戏》刚好是最后一晚的压轴戏。

《鬼戏》这首作品震撼的程度，盖过了那几天演出的其他曲目。

最近，我找到自己当年在《史特拉第瓦里》发表的评论：

谭盾《鬼戏》的世界首演给我留下了最深刻印象，那是当晚下半场唯一作品——独特的效果笼罩着整个剧院。

作品有五个乐章，除了弦乐四重奏以外，配器还有琵琶、水、金属、石头与纸张，拼入了巴赫的音乐与中国传统戏曲元素，演奏家也运用自己的嗓子制造效果。

谭盾很有技巧地探索东方与西方、时间与空间，他很细腻地糅合这些具有极大差异的元素。

作为一首影响我一生的作品，以上文章的表达不算热情洋溢。

但是，因为我只有一千字的版面，回顾整个月在纽约举行的弦乐音乐会，我不可能添加任何细节了。

其实，当时我还没有完全消化整个经历。

谭盾这个“烹调法”

是容易理解的：《鬼戏》概括性的元素，对于任何熟知乔治·克伦姆（GeeCrumb）作品《黑天使》（Blagels）的人，算不得奇特。

但是谭盾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他运用的材料。

而这一场改变我命运的演出，正是导致我在过去十几年，尽心尽力去寻找这些材料的原因。

涌进国际古典音乐乐坛的第一批“中国浪潮”

全都是作曲家。

虽然谭盾、盛宗亮、陈怡、周龙（过了不久，音乐圈就有人为他们取了“四人帮”

的别名）的音乐风格不很接近，但他们在中国成长的背景，在美国遇上没有先例的机遇，却令他们成为引人注目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