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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日记与夜宴回国了首演前夕的对话2003（第4页）

为什么我说这两件事情最重要？因为它们与西方完全没有关系，是纯粹的、自我文化观的发展。

把西方音乐与另一种西方以外的音乐组合起来，那太普通了。

司马：从我们的谈话当中，还有我看到的一些关于你的资料中，你年轻时很向往西方音乐文化。

你什么时候把这块海绵中的水挤出来的呢？

郭：这个主要的起因还是西方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评论与观点。

他们总喜欢说：这个，是受毕加索的影响；那个，是受斯特拉文斯基的影响。

这种批评未必公平，但正是这种评论确实提醒我思考了一些问题。

司马：无论是作曲家还是评论家，当他们接触到一部新的作品时，总是要用自己以往的一些经验和知识去评价。

但是，你的海绵中曾经有一些德彪西和肖斯塔科维奇的水分，而现在，你这两件有意义的作品可以说是纯粹来自中国的。

你如何看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郭∶海绵充满水的过程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不可以跨越的。

司马：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拧干这些水？

郭：其实，问题的关键不是什么时候拧干这些水，而是在你拧干西方的水之后还能做些什么。

司马：你觉得《穆桂英》离开中国舞台的话，还有生命力吗？

郭：我认为没有问题。

司马：现在，你在京剧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

这些经验，对你未来的交响乐创作，会不会有影响？是哪一方面的影响？

郭：是否需要这方面的影响，我自己可以把握。

作为非西方的作曲家，我有很多选择。

也许某一天，我就是要选择容纳某一种西方音乐的影响。

司马：你能介绍一下《狂人日记》演出的历史吗？

郭：这部作品写于1993年，首演于1994年。

最先是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上演，后来又在英国伦敦和其他一些地方演出。

司马：你对这些制作，感受如何？

郭：每个版本都有自己的长处。

也许从音乐和演员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法兰克福的制作很成功；从整体效果来讲，我更喜欢阿姆斯特丹的演出，那场演出传达了一种不祥的恐怖气氛，我非常欣赏。

司马：那《夜宴》的演出怎样？

郭：香港、伦敦、巴黎和纽约都上演过《夜宴》，我不想对导演的处理发表意见，因为我每次都想看到不同的《夜宴》，我希望留给导演更多创作和想象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