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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弦乐现况回家的旅途2005（第4页）

但是，中国这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地理与人口的因素都比较复杂。

中国现在还在发展阶段，商业运作有时候缺少规范，对从国外引进的表演艺术也有一丁点儿文化恐惧感。

以上的一切，都令人联想到20世纪初的美国：一个发展中的工业巨国，往往回头看着欧洲，希望可以获得人家的认可。

到了20世纪中叶，美国作曲家与演奏家们开始在国际乐坛举足轻重。

而令欧洲懊恼的是，今天全球音乐行业的标准行为——比如客席指挥制度和每年乐季紧密的编排——都源自美国的先例，因为美国有左右大局的力量。

从中央音乐学院学生的角度来看，虽然中国左右全球音乐大局的日子可能还很遥远，但是，现在已经露出蛛丝马迹。

“作曲家谭盾的‘中国风格’，影响了全球新音乐的发展”

，高参说，“我还在期待，有一位中国小提琴家可以像李云迪一样，把自己的器乐演奏艺术提升成为壮举。

与在美国受教育的郎朗不一样，李云迪是一位百分百从中国训练出来的音乐家，凭他在中国学到的技艺赢得国际大奖，也因此吸引了一大批国际乐迷”

。

“从音乐演绎方面来看，我们还在学习西方的传统”

，高参解释道，“我们不希望听众从我们的演奏中听出我们是中国人。

但是，中国的确有它自己的音乐价值。

我们热衷动听的旋律，我们的演奏也可以像火一般炽烈。

或者，当我们真正领略到音乐的独创性时，更可以满怀自信地，加上多一点的亚洲风味”

。

徐惟聆（小提琴）

当徐惟聆在银幕上看到自己出现在《乐韵缤纷》、在斯特恩面前演奏的电影片段时，她已经是匹波蒂音乐学院的学生了。

这也是她迈向西方新生活的第一步。

后来她在纽约两所学校（朱利亚学院与曼哈顿音乐学院）学习，其后有10年的光景，她留在美国当自由乐手（freelance）。

“我整个人的看法都逐渐改变了”

，她说，“音乐还是一样，但是其他东西全是新的。

有一天，我突然觉得，有了很大的改变”

。

她回国旅途的第一站是香港。

在香港管弦乐团里，她担任助理首席（assistaer）一职。

到了2000年，她与丈夫余隆一起迁回北京。

虽然余隆这位指挥家——现在是中国爱乐乐团、广州交响乐团与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艺术总监——再也没有与太太在音乐厅里合作，他们早年曾经联手为拿索斯唱片公司录制了科恩戈尔德（Kold）与戈德马克（Goldmark）小提琴协奏曲。

“我还是偏爱戈德马克协奏曲”

，她说，“我当年在音乐学院念书的时候，只拥有一张唱片，就是戈德马克的”

。

这些日子，徐惟聆每一年演奏协奏曲的场次不多，因为她当独奏家的生涯被家庭与教学两者冲淡了。

“现在，我可以更仔细地选择演出机会”

，她骄傲地说，“而我在北京，真的很快乐。

这个城市现在越来越开放，观众的素质也很高”

。

何荣（中提琴）

20世纪90年代末期，何荣面对一些重要的抉择：留下来继续任职查尔斯顿市交响乐团（phora）中提琴首席，还是回到北京当指挥和组织室内乐；留在南卡罗莱纳大学（UyofSoutha）的小镇校园当中提琴教授，还是回到中国创立中央音乐学院的首个中提琴专业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