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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国粹派及国粹思潮 出现的历史原因（第2页）

，呵之为“不祥之金”

。

于是乎而噤口卷舌者多矣。

不然，徐松龛中丞、魏默深司马之书具在，探夷情，师长技，坐而言者可以起而行，何一非驭外之要图？奈何当道者，熟视若无睹也[2]。

这说明，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20年间，中国社会的“心理革命”

是怎样难以展开。

第二阶段，1860—1895年。

此期洋务运动在大江南北广泛展开，形成了一场颇具声色的效法西方创办近代工业的运动。

魏源等人“师夷长技”

的主张，不仅被付诸实施，而且被大大超越了。

毫无疑问，这场运动也增强了国人的心理承受力，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心理革命”

的进程。

而洋务理论家们的理论阐述和哲学概括，则表明士大夫们的此种心理承受力已经和所能达到的程度。

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尚限于为“制夷”

而发，远未涉及中西学的关系问题。

而从冯桂芬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3]，到薛福成的“取西人气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

[4]；从郑观应的“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

[5]，到孙家鼐的“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6]，和张之洞以“中体西用”

思想为纲，著《劝学篇》一书，风行海内；数十年间，“中体西用”

已逐渐规范为洋务思想的标准表述。

夷人的“长技”

被提升为“西学”

，并借助“道、器”

；“体、用”

；“本、末”

，这些中国传统的哲学范畴，将中西学纳入统一体内，肯定西学是富强国家、推进中学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

这是洋务派对中西文化关系的独特而又明确的表述。

它进一步踏倒了“夏夷大防”

的藩篱，为人们大胆接受西学开辟了道路。

但是，洋务派毕竟将中西学规定为本末、主从的关系，这表明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心理革命”

，无法逾越以孔孟纲常名教为标志的封建旧文化的界限。

新的超越有待新的阶级提出新的观念。

第三阶段，1895—1900年。

甲午战争后，维新思潮浸浸而起，是以否定洋务思潮为前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