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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国粹派及国粹思潮 出现的历史原因（第3页）

维新派认为，洋务派斤斤于铁路、电线、轮船、枪炮之属，不过触及西学的皮毛，于其“根本”

，即“法度政令之美备，曾未梦见”

[7]。

他们于隆中抑西的“中体西用”

论，尤其不以为然。

严复说，中西学各有自己的“体、用”

，“中体西用”

论无异于“驭骥之四蹄以附牛之项领，从而责千里焉”

[8]，于理不通，于事绝不可行。

维新派在文化思想上的建树在于，不仅将人们对西学的认识，由“西艺”

推进到“西政”

，而且第一次打破了隆中抑西的传统文化价值观，且反其道而行之，主张“尊新”

，“尽变西法”

，即主张以新学、西学，反对旧学、中学。

这就为西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在思想上进一步开辟了道路。

惟其如此，清末有人不无道理地将中国“欧化”

的起点，断在了戊戌时期[9]。

综上所述，从宏观上看，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三期演进，正经历了“师夷长技”

——“中体西用”

——“变法维新”

的变化轨迹。

这不仅反映了人们对西学认识由表及里的深化过程；而且也表明，在中西文化关系上，中国社会文化心理趋向呈现出单向演进的态势，即日趋激烈地批判中学，而追求西学。

这与汤因比的“心理革命”

说相吻合。

但是，汤因比没有进一步指出，后进民族的此种“心理革命”

，不可能始终保持单向选择的态势；到一定阶段上，它必然要转向双向的交织，即表现为文化主体对主客文化的重新审视和在往返对比中的多元选择。

文化是十分复杂的现象，后进民族的文化呈现为落后，但从根本上说，没有无价值的文化。

同时，吸收外来文化，也不可能是机械的添加，它有赖于固有文化的能动整合。

但人们对此的自觉，需要一个过程。

处于民族危机中易于急功近利的人们，尤其如此。

因此，初始的单向追求不仅是难以避免的；而且就其主流而言，往往表现为后进民族的志士仁人，由深重的民族危机感引发的可贵的追求。

但是，这一趋向的最终变异，总是更多地表现为人们识见的增进与文化心理的深沉。

国人此种单向的“心理革命”

态势，在进入20世纪后便终结了，代之而起的是双向交织、百步九折、远为复杂和生动的过程。

特别是20世纪最初的十年间，犹如急流迥回，社会文化心理呈现了明显的折向：向传统文化回归。

这集中表现为：

（一）出现了要求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价值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