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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国粹派及国粹思潮 出现的历史原因（第9页）

可言：“数千年老大帝国之国粹，犹数百年陈尸枯骨之骨髓，虽欲保存，其奈臭味污秽，令人掩鼻作呕何？徒增阻力于青年之吸受新理新学也。”

[39]西方新文明既已发生，中国过往的一切历史与文化尽成“陈迹”

，自然“当在淘汰之列”

。

所以，《新世纪》派是其时“醉心欧化”

的“欧化主义”

派。

第二，梁启超为代表的《新民丛报》派。

人所共知，此期梁启超诸人不同于日归尊孔故辙的康有为，其趋重介绍西学建树颇著，尤其高揭“新民”

说，内涵深刻，影响实巨。

但必须指出的是，他们的文化主张实可借梁的“淬励其所本有而新之”

[40]一句概括。

他们同样看重国学、国粹与传统，主张复兴中国文化。

所以，尽管梁启超诸人表面趋重西学，其文化运思实未超出国粹思潮的范围（它显露了欧战后梁等迅速皈依东方文化派的远因）。

他们与作为革命派一翼的国粹派的区别在于，缘政治立场的差异，而反对后者“借国粹以激动种性”

，即反对排满革命。

第三，即是以章太炎、刘师培、邓实为代表，以《国粹学报》为主要阵地的晚清国粹派。

第一派代表着“欧化主义”

思潮，虽不乏反封建的锐气，但于西方近代文化的真谛既不能有如后来的《新青年》关于科学与民主的深刻把握，其一味“醉心欧化”

，就不能不归于肤浅。

加之《新世纪》是以宣传无政府主义为主的刊物，远在欧洲发行，且为时甚暂（1910年5月停刊），故其所代表的欧化主义思潮不仅未能形成较为确定的理论形态，而且影响稍微。

第二派的文化运思虽不脱国粹思潮的范围，但毕竟趋重介绍西学，于国粹理论少所发明。

这样，就更能反映社会文化心理折向和具备更为确定的理论形态而言，应当说，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变动的一个最为重要表征，便是晚清国粹派及其国粹思潮的崛起。

[1]［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下），曹未风等译，27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2]《王韬日记》，151～1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3]《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28页。

[4]《筹洋刍议·变法》，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160页。

[5]《盛世危言·西学》，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48页。

[6]《遵议开办京师大学堂折》，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426页。

[7]谭嗣同：《报贝元徵》，见周振甫：《谭嗣同文选注》，3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8]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558～55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9]刘师培《黄帝纪年论》（《国民日报汇编》第2集）：“光绪政变曷为记，为欧化输入于中华记也。”

董寿慈《论欧化主义》，载《环球中国学生报》，1907（4）。

此文认为：“甲午变后，识时俊杰，风发飙起，东向而求学，诚是为欧化之先河。”

[10]《国魂篇》，载《浙江潮》，1903年，第1期。

[11]卫种：《二十世纪之支那初言》，载《20世纪之支那》，第1期。

[12]冯自由：《上海神州日报小史》，见《革命逸史》，第3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