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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国粹派及国粹思潮 出现的历史原因（第8页）

数十年来，留学欧美接受西方高等教育者不乏其人，但于中国文化的影响却甚微，原因即在于他们只有“欧化”

，而缺少国学即中国文化的根基。

因此，王国维在总结19世纪以来中国学术思想所以浅薄无成的原因时强调指出，西方文化的输入，“非与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

[36]，决不能有真正的善果。

鲁迅的见解更进了一步。

他认为“醉心欧化”

者无非是盲目地“贱古尊新”

，其结果所得并非真“新”

，而是“偏”

与“伪”

。

这无异于引进“新疾”

，它与中国文化“本体自发之偏枯”

二者交相为患，只能加速“中国之沉沦”

。

鲁迅也主张中西文化融合，但他强调此种融合须以洞达世界大势为前提，要能辨析西洋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

。

新文化当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37]。

这里所谓“神明”

、“血脉”

、“今、古”

的提法，说明鲁迅已经形成了中西文化融合必须找到某种科学的结合部的强烈意向。

但于此，鲁迅又并非是绝无仅有者，当时正在南洋公学求学的蒋梦麟，也正在“开始了解东西方的整体性”

，希望通过比较研究找到中西文化异态纷呈中的“统一”

，即可以“互相发明，互相印证”

的相通之部[38]。

所以，可以说，“醉心欧化”

倾向所引起的广泛思考，是促成其时国人进行文化反思更为深刻的内驱力。

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心理折向既是反映了国人文化识见的深沉，它所展现的就不是复古倒退的偏枯局面，而是中西双向交织、多元选择、近代文化思潮演进远为开阔、生动的新生面。

其中，有三种文化派别最值得重视：第一，吴稚晖、李石曾为代表的《新世纪》派。

《新世纪》周刊1907年6月创设于法国巴黎，是革命派内部一个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

其同人倡言“三纲革命”

、“孔丘之革命”

、“祖宗革命”

，对封建旧文化行猛烈批判，颇有振聋发聩之功；但遗憾的是，却走向了全盘否定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的迷津。

他们不认为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有任何值得今天继承的“国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