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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粹派出现的原因（第4页）

它突出情志的自由和非功利的审美标准，表现为对僵硬的古典主义的反动。

但是，经卢梭的倡导，特别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浪漫主义便经由民族主义而渗透到政治领域，到19世纪更成为颇具声势的浪漫主义运动。

罗素说：“在革命后的时代，他们（指浪漫主义者——引者）通过民族主义逐渐进到政治里：他们感觉到每个民族有一个团体魂，只要国家的疆界和民族的界限不一样，团体魂就不可能自由。

在19世纪上半期，民族主义是最有声势的革命原则，大部分浪漫主义者热烈支持它”

[18]。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的浪漫主义也正是与民族主义结伴而行，传到了中国。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国魂的“民族原则”

，尤其大受正热衷于排满革命宣传的革命派欢迎。

《浙江潮》第1期上有《民族主义论》一文说：“合同种异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是曰民族主义。”

这显然是照搬了欧洲浪漫主义者的界定。

国粹派对此尤为竞竞。

刘师培说：“意人马志尼之言曰：凡同一人种风俗语文者，即可组织一国，斯语也，殆民族主义之定论乎？”

[19]马叙伦也强调，“国之运本在种性……其必种性同一，其国固久”

[20]。

不过，在西方，浪漫主义经民族主义进到政治，而在中国则不同，浪漫主义经民族主义最终却是进到了历史、文化的领域。

这在集革命派、国学大师和诗人于一身的国粹派，自然愈形鲜明。

受浪漫主义鼓舞的人，崇尚炽热的情感，“他们赞赏强烈的炽情，不管是哪一类的，也不问它的社会后果如何”

[21]。

刘师培不仅易名“刘光汉”

，且自称“激烈派第一人”

。

他盛赞卢梭说：“他说的话都是激烈不过的，那巴黎的革命，就是被他鼓动起来的。”

[22]刘师培的“激烈”

，显然带着浪漫主义的色彩。

但更可注意的是，刘师培还进一步指出，一个真正的维新者，除了新学知识之外，尚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椿是讲国学，一椿是讲民族，一椿是主激烈。”

[23]这实际上正体现了浪漫主义、民族主义和历史、文化的结合。

其时，同为国粹派的钱玄同的思想状态，更具典型性。

他后来回忆说：其时自己主张保存国粹的目的，不仅是要光复旧物，“将满清底政制仪文一一推翻而复于古”

，而且要求复于三代。

一切文物固然是汉族的好，但更重要的是，“同是汉族的之中，则愈古愈好，一说到这里，却有应该声明的话，我那时的思想虽极炽烈，但有一样的‘古’，却是主张绝对排斥的，便是‘皇帝’……惟于共和政体却认为天经地义，光复后必采用它”

[24]。

钱玄同不仅参考《礼记》及黄宗羲等人关于古代深衣说的考证，作《深衣冠服说》，而且照做了一身。

1912年他在浙江省教育司当科员，曾穿着去上班，一时传为笑柄[25]。

可见，钱玄同的“炽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