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三国粹派的学术渊源（第4页）

。

[20]他自己也说：“（本朝）治春秋者，喜言公羊，谓孔子立素王之制，任王于鲁，变文以质，新周故宋，陈义甚高，立说甚辩，余初亦喜之。”

后来康有为借公羊说倡维新变法，使之大为震骇，惊叹“经术不可不慎”

，转谓“公羊有弊，而穀梁无弊”

。

[21]章太炎继承浙江学派的传统，尚古文，并以刘子骏私淑弟子自居，自异其师，尤其是转向革命之后，其古文门户日趋森严。

如果说浙江学派尚古文，那么扬州学派则不便作如是观。

学主会通被认为是后者独具的精神和风格：“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

[22]这不仅表现在扬州学者兼收吴、皖两派治学之长，还表现在他们对今古文学取宽容的态度，各尊所闻，并行不悖。

所以，扬州学派今古文师并存。

例如，凌曙治《公羊》，为今文大师；刘师培曾祖刘文淇为凌甥，少从受经，后却改治《左传》，成古文大师。

南桂馨说：“扬州诸师实系天下朴学之一线，主古文者有之，主今文者有之，风雨晦明，彼此推邑，各自成其述作，而家法井然不淆，初不谓有此即可以无彼也，文达之教然也。”

[23]这样看来，扬州学派的学者，学有专攻，却不主张今古文学的对立。

刘师培承家学，重古文，但不排斥今文，同样体现了扬州学派的特色。

岭南学派杂糅汉宋、今古，所以，毫不奇怪，邓实、黄节因事而异，随机而发，于今古文家法，也无所容心。

当黄节斥刘歆“假借君权，窜乱群籍，贼天下后世”

[24]时，他意在斥君权，而非在阐发今文家言；同样，邓实既攻董仲舒倡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又在《国粹学报》上刊其画像并赞曰：“繁露昭垂，功配素王。”

[25]其意是在颂扬国学，而非在突出公羊学。

应当说，国粹派中多数人皆然。

如当金一说孔子作《春秋》，“传旧而已”

[26]时，其意仅在批评传统学术著作缺乏独立的思想，而非在申论古文家言。

不过，需要提出的是，邓实、黄节诸人虽于今古文家法无所措意，但是，从根本上看，他们却是倾向于古文经学的。

这最有力的证明是，他们都明确反对公羊家神化孔子与《六经》的非理性观点，而肯定了章学诚“六经皆史”

的著名见解，从而从根本上站到了古文经学的立场上了。

例如，邓实说：“经者，古史。”

“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27]他甚至指出，清代今文经学的复活不过是一些人借公羊家言谋取利禄而已：“故外托今文以自尊，而实则旦假其术以干贵人，觊权位而已。

故今文之学出，而神州盖不可为矣。

盖今文学者，学术之末流，而今文学盛行之世，亦世运之末流也。”

[28]

由此可知，国粹派的两大巨擘，即章太炎与刘师培，既是其时著名的古文学大师，而在实际上《国粹学报》上的大量经论，也多出其手，申论古文家言，严谨而完备；邓实、黄节诸人，虽于今古文家法无所容心，但从根本上却倾心于古文学；因此，可以说，奉章、刘为学术领袖的国粹派，是站在古文经学的大纛之下。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何以由邓实、黄节主持的《国粹学报》最初乐于刊登著名今文家廖平、王闿运的经说，取今古文兼容并包；而当其后章太炎出于革命需要，决心对今文学发难时，邓实诸人又能即起响应，转而将《国粹学报》变成专主古文和反击今文学的主要阵地（这在“国粹派的经学思想”

一章将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