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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日国粹派出现的历史机缘之异同（第2页）

他们反对政府僵硬的“欧化政策”

，并非反对“欧化”

本身。

日本的欧化思潮与国粹思潮虽然纷争不已，但二者都在明治维新这一统一的政治机制中得到了整合。

国粹思潮成了对明治维新的校正与调谐。

中国的情况却迥然相异。

清政府是顽固阻挠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反动政府。

中国没有也不可能出现日本那样的“鹿鸣馆时代”

。

中国的国粹思潮，与其说是针对欧化主义而发的，不如说首先是应乎排满革命的需要而起。

中国的国粹派，首先是反清革命派，这是与日本的国粹派根本不同之处。

因此，政教社同人可以从容谈论日本国民的“真善美”

和“伪恶丑”

，以及日本的风景；中国的国粹派，却首先必须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中，借用某些古老的语言与口号，以便为排满革命酿造**。

因此，国粹思潮成为其时民主革命思潮的一部分，乃是中国特殊的时代条件决定的。

同时，中国既缺少日本那样主持西化的强劲的政治机制，国粹派便无由发挥自己对中国“欧化”

的调谐校正的功能。

他们另辟蹊径，希望通过对传统文化重新研究，在排满革命的同时，能够找到会通中西、复兴中国文化的道路——在他们看来，这是确保中国民族独立，更为根本的东方“文艺复兴”

之路。

这不仅与当时体认传统文化的社会氛围相一致，而且在实际上，也给中国古老的文化学术天地带来了革命新风。

因此，将国粹思潮看成是民主革命思潮在中国学术文化思想领域的延伸，要比将之说成是封建文化在革命队伍中的顽强表现，来得更深刻些。

但是，两国的国粹派所面对的各自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毕竟相去悬殊。

中国是古老的文明大国，而日本在古代主要吸收中国汉唐文化，近代则远规欧美，其真正的“国粹”

，远谈不上宏富。

历史遗产不丰，虽不为美，但在一定条件下，却又成了好事。

它不易构成历史的重负，使国人常怀“数典忘祖”

的警惧，而作茧自缚。

所以，日本的政教社诸人更多的是在“民族性”

这一本来的意义上使用国粹一词；他们关心的是现实的“日本式的开化”

，而不是日本古学的复兴。

政教社的刊物以“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