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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日国粹派出现的历史机缘之异同（第3页）

定名，本身就说明日本国粹派的旨趣，是政论而不是古朴的历史考辨式的传统学术研究。

他们的代表性的权威著作，是志贺的《日本风景论》，三宅的《真善美日本人》、《伪恶丑日本人》等皇皇巨著，也同样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国粹派面对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化和源远流长的学术传统，固然比日本人有着更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但同时也有了更多的历史负罪感。

章太炎惶惶然，谓以“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

[3]，就反映了这一点。

因此，他们更多的不是在“民族性”

的意义上探讨国粹问题，而是将之等同于“国学”

、“国故”

，作具体的学术研究，这与前者正成了鲜明的对照。

同时，也唯其如此，中国国粹派的机关刊物《国粹学报》，与《日本人》截然不同，它是古奥的学术性专刊，其代表性的著作，可以举出章太炎的《国故论衡》、刘师培的《国学发微》一类，它们与《日本风景论》、《真善美日本人》等也迥然相异，就是毫不奇怪的了。

中国的国粹思潮既适应排满革命的需要，又满足了人们复兴古学的愿望，这从积极方面说，是反映了中国宏富的历史文化具有多样性的魅力；但从消极方面看，又不得不承认，中国历史文化的遗产毕竟又酿造了国人过多的情感重负。

当然，此种情形与两国国粹派队伍的素质构成大不相同，也有很大的关系。

政教社诸人多为明治维新后新学堂的毕业生，他们以三宅、志贺为代表，主要分属于东京大学哲学馆和札幌农业学校系统，总之是“具有自然科学知识和教养的知识分子占多数”

[4]。

志贺农校毕业后，即从事地理学研究。

三宅先在家乡金泽外语学校学习，后入东京大学哲学科，毕业后即在东京专门学校（后改早稻田大学）和哲学馆（后为东洋大学）任教。

二人虽同为国粹派的重镇，但志贺终生是地理学家，著有多种重要的地理学著作，被誉为向日本青年“提供海外知识的第一人”

，[5]1917年且被荐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名誉会员。

三宅则终生为活跃的政治家和报人，1919年被报界选为第一名“理想的新闻杂志记者”

[6]。

不妨说，日本是新学者讲国粹，而中国是国学家讲国粹。

章太炎、刘师培、黄节、黄侃等人精通国学，自不必说，《国粹学报》和其他报刊国粹文章的撰稿人，无不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底，甚至可以广而言之，其时的革命知识分子，包括海外留学生，就其多数而言，也无不具有相当的旧学修养与兴趣。

例如，邹容留学日本时仅17岁，但已是“既明国史……复晓经训、说文部居”

了。

所以在狱中能与章太炎“两人聚说经，亦时时讲佛典”

[7]。

在东京国学讲习会热心听讲的留学生，也不必说；作为同盟会首领的宋教仁，其时也正乐此不疲。

据《我之历史》所载，他甫抵日本，即预订了半年的《国粹学报》。

在短短的时间里，就购置了包括《周礼》、《明儒学案》等在内的旧学书籍70余种，并热心为古书作跋，抄寄《国粹学报》，请其付刻。

同时，“大量借阅音韵书”

，埋头编写《汉文讲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