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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学理论的吸纳（第18页）

他认为，“社会之学”

与自然科学不同，后者无国界之分，不妨照搬；但前者却不能不注意本国的特殊性：“几何之方面，动之形式，声光之激射，物质之化分，验于彼土者然，即验于此土者亦无不然。

若夫心能流衍，人事万端，则不能据一方以为权概，断可知矣。”

[86]何况西方社会学创立不及百年，更不能将其条例，奉为神明。

这些见解无疑是合理的。

总之，进化论的宇宙观的确立和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积极吸纳，使国粹派的认识结构得到了根本性的改造。

我们从往后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国粹派的文化思想，无论是文化观、史学思想，还是伦理观，经学思想，事实上都从自己的新知系统中获致了多么大的赐予。

[1]据《警钟日报》1904年9月11日《国事犯狱中无恙》报导，章太炎自谓：“吾在狱甚安好，每日作工外，辄与邹子研究佛学、社会学。”

[2]邓实：《第七年政艺通报题记》，载《政艺通报》，第7年，第1号。

[3]柳无忌：《柳亚子年谱》，1903年条注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4]刘师培：《甲辰年自述诗》自注，载《警钟日报》，1904-09-11。

[6]《东方杂志》，第1卷，第1期。

[7]《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见《刘申叔先生遗书》，第46册。

[8]［英］斯宾塞：《群学肄言》，严复译，7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9]高亚宾：《知舆·庄子篇》，载《政艺通报》，1907年，第21号。

[10]《原政》，见《壬寅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1。

[11]近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完成的一项研究证明，中国在石器和青铜器、铁器之间的确存在有一个玉器时代，并认为这是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

见《光明日报》1990年7月4日头版头条报导：《中国在石器和青铜器之间曾有一个玉器时代》。

[12]《訄书》重订本，见《章太炎全集》（三），191页。

[13]《变法箴言》，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22页。

[14]《尊史》，见《章太炎全集》（三），318～319页。

[15]见《昌言报》，第4册。

[16]唐文权、罗福惠：《章太炎思想研究》，43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17]丹麦考古学家汤姆逊于1819年第一次将石器、青铜器、铁器三种不同质态的生产工具按时代序列展示于众，这就成为考古学界三个时代的划分的基础。

这一划分与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形态大体相当，从而成为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个共同模式。

[18]俞旦初先生在《二十世纪初年西方近代考古学思想在中国的介绍和影响》（载《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中认为，汤姆逊以石器、青铜器、铁器三种不同质态的生产工具划分时代的学说，要晚到20世纪初年才被介绍到中国。

其说不确。

[19]梁启超谓：“史前三期，其一石刀期，其二铜刀期，其三铁刀期。

而石刀期中，又可分为新旧二期。

此进化之一定阶级也。”

（《饮冰集合集·文集》，第1册）。

[20]刘师培：《中国古用石器考》，载《国粹学报》，第3年，第2期。

[21]1910年所撰《信史》，见《章太炎全集》（四）。

[22]《古政原论》，见《刘申叔先生遗书》，第18册。

[23]刘师培：《中国古用石器考》，载《国粹学报》，第3年，第2期。

[24]《古政原论》，见《刘申叔先生遗书》，第18册。

[25]《斯宾塞尔文集》，见《昌言报》，第6册。

[26]黄节：《黄史·礼俗书》，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