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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学理论的吸纳（第17页）

固然，国粹派充其量还仅是看到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某些连带关系：他们和甄克思等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一样，远没有理解国家作为社会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的真正本质。

但也应看到，他们的上述见解，在许多方面实已超出了斯宾塞“社会有机”

论的范围；且无论自觉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符合了历史唯物论的观点。

同时，国粹派为人们勾画了远古人类经历漫长的岁月，由母系氏族过渡到父系氏族，最终跨入国人所熟知的“三王时代”

，而站到中华民族开化史的源头的进化过程，他们铺陈的正是一部中国原始社会发展史。

尽管这过于浮光掠影的鸟瞰，尚谈不上对上古史作科学的研究，但他们凭借深厚的国学功力，对古代典籍所作的新的诠释与判断，还是很有意义的。

特别应当指出，刘师培在他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古政原始论》、《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等一系列著作中，都力图借鉴西方自摩尔根以来研究古史的新成果，重新评说中国上古史，其论述之系统，观点之鲜明，当时实无出其右者。

不错，其时梁启超也正热心倡导新史学，主张运用西方学说“为比例，以考中国有史前之史”

[81]，但他毕竟没有具体研究上古史的著述。

于1904年出版的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被公认是中国近代历史教科书的开山著作。

作者也运用社会学知识，指出上古原人经历了渔猎、游牧、耕稼的进化过程；但他于构成原始社会史基础与核心的母系氏族、父系氏族及其婚姻家庭的演变，不著一词。

这就从根本上忽略了19世纪西方人类学研究的最重大的成果；与此相较，就不能不承认国粹派中刘师培、章太炎诸人慧眼独具了。

所以，重要的还在于，国粹派在传统的圣贤经传之外，第一次为国人描述了较比更接近其本来面目的中国原始社会史。

这至少具有以下的意义：

（2）冲击了厚古薄今的传统观念。

封建士大夫总是把上古社会说成是民风淳朴，富有诗意的时代，尤其是“三代”

更是空前绝后的理想盛世。

但国粹派的描述却正确地告诉人们：上古不过是人类的童年，榛榛狉狉，浑而未划，“施之于今”

，“无幸免于天演界之淘汰者也”

[82]。

“若犹以为可慕，斯吾无取焉”

[83]。

所谓“三代”

，也不过是上古人类刚刚由畜牧进入耕稼时代，在章太炎、刘师培看来，甚至还保留着图腾时代的遗风。

所谓“圣人”

的灵光也消失了。

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原来都不过是上古部落的杰出首领而已。

“观炎黄异德，兄弟婚媾，尧女釐降，不避近属，则同父而不同母者，皆可通婚。”

[84]可见，所谓“圣人”

，其时也尚未走出野蛮蒙昧的时代。

“三代”

既被论定是早期人类社会进化的一个阶段，传统的崇古观念就不能不受到冲击。

综上所述，西方社会学新知显然已构成了国粹派借以考察社会现实与历史的理论指导。

但是，他们并不因此盲目崇拜西方社会学。

这不仅表现在上述对斯宾塞某些具体观点的存异上；而且还表现在总体的评价上，认为西方社会学远未臻于圆满。

刘师培说，西方社会学虽精，“然穿凿之迹，附会之说，虽著作大家，莫或克免”

[85]。

章太炎的见解更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