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三古学复兴（第2页）

是世界各国文化复兴普遍性的规律。

国粹派指出，古希腊时代曾为中欧文明的盛世，但东罗马灭亡之后，西方经历了中世纪黑暗，希腊文物之光已“黯然无色”

。

只是因十字军东征，获大量东方古籍以归，一时人生慕古之心，古学首先复兴于意大利，接着普遍于全欧，开近代文明之先河：“德则以神学史学著，法则以诗文音乐之学著，英则以实验哲学及戏曲著。

又其时国语渐定，学者皆以国文著述……而文学之兴，日益光大。

吁，盛矣哉！

此欧洲古学之复兴也。”

[2]西方诸国借古学而复兴，无独有偶，东方日本的崛起，也恰恰肇端于以“王政复古”

为契机的明治维新时代，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刘师培因之叹喟：“嗟乎，欧民振兴之基，肇于古学复兴之世，倭人革新之端，启于尊王攘夷之论”

[3]。

飞生也说：“吾思之，吾思之，彼欧洲文明进化之阶级，其径路奚若？则所谓有古典复兴时代者发其先；彼日本改革之次序，其径路奚若？则有所谓王政复古时代者当其首。

夫由黑暗时代进入文明而必经由此一阶段……”

[4]可见，正是从西方及日本的身上，国粹派自以为发现了各国文化复兴带普遍性的规律或前提，即在于必得经由“古学复兴”

的阶段。

这自然构成了他们倡言“古学复兴”

的逻辑前提：“安见欧洲古学复兴于15世纪，而亚洲古学不复兴于20世纪也？”

[5]

其二，通过追寻东西文化各自演进的轨迹，从比较二者的异同得失中，体认复兴中国文化的必由之路。

邓实等人惊讶地发现，在作为西方文明之母的希腊古代文明兴盛之时，正值中国的周秦之际。

其时也恰恰是中国学术文化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是时）产生一轰轰烈烈新文明，若学术若技艺各树一帜，十色五光，波谲云诡，自由之空气**遍于全社会，……人民之思想能活动自由者，亦以此时代为极点”

，“为我国历史上空前绝后未有之进步者也”

[6]。

中国的诸子百家和希腊学派，不仅同时崛起，而且双方学说“且若合符节”

，例如：它嚣魏牟纵情性、安恣睢，近于希腊伊壁鸠鲁的乐利学派；陈仲史坚忍卓绝，近于希腊安得臣之倡什匿克学派；墨翟、宋研尚贤、节用、尚同、兼爱之说，近于希腊罗马的斯多噶学派；惠施、邓析好治怪说，玩琦辞，近于希腊古初之诡辩学派及后来亚里士多德的名学。

古代中西文化不谋而合，同时并兴，是耐人寻味的。

其后，土耳其毁灭罗马图籍，犹如秦之焚书；西方中世纪的黑暗，犹如汉武帝之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然而，西方文明终能衰而复振，中国却陵夷至今，原因何在呢？原因即在于西方经历了“古学复兴”

的洗礼，接续了自身文明的生命活力。

“彼族强盛，实循斯轨，此尤其大彰明著者也”

。

至此，邓实等人认为，结论是毋庸置疑的：“欧洲以复古学科学遂兴，吾国至斯，言复古已晚”

，怎能“不急起直追”

！

[7]

其三，出自“国学”

论的演绎。

在国粹派看来，世界五大古国，而今唯有中国能数千年一脉相续，独存于天下，不能不承认中国文明中含蕴着“适于天演之例”

[8]的精粹在，即含蕴着可弱而不可亡的民族特性或生命活力。

既然周秦之际的“古学”

是最纯正健全的“国学”

，其时自然也就含蕴着中国民族最可宝贵的国粹，即最为充沛的生命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