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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学复兴（第3页）

章太炎肯定了这一点。

他认为，周秦是中国民族的年轻时代，生命力最为蓬勃。

唐宋以降，去时已远，惰气随之，自然归于衰微。

“今远西所以能长驾，日本地不过弹丸巨胜，犹称枭雄，非必皆有余也，其去封建近矣。”

[9]所谓“去封建近”

，即是保有更多年轻民族的朝气与活力。

值得指出的是，国粹派的上述观点，与被称为欧洲“文艺复兴之父”

的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年）的见解有相似之处。

他认为，古典时代是人类创造力的最高峰，因此要摆脱黑暗的中世纪时代，当有“古代学术——它的语言、文学风格和道德思维的复活”

，即文化的复兴与社会进步，有赖于接续人类古典时代最旺盛的生命活力。

[10]章太炎等人是否接触过彼特拉克的理论，不得而知；但他们从自己的“国学”

论出发，却得出了与之相类的结论：“特性者，运用文明之活力也”

。

[11]研究国学，保存国粹，其最高境界和最终目的就在于接续中国民族及其文明的生命源头——古学，这难道不是合乎逻辑的吗？

毫无疑问，国粹派的上述认定，无非尽出主观臆想。

日本的“王政复古”

，是近代日本统治阶级内部政争与维新思潮错综交织的产物，其与欧洲文艺复兴风马牛不相及，固不待言；他们对中西历史进程的比较，显然也出于牵强附会；肯定古学中包含着应当加以继承的中国文化的精粹，是对的；但因此认定中国民族更为充沛的生命活力存在于古学之中，不仅陷入了神秘主义，而且无异于倡导文化退化论。

但更主要的是，国粹派错置了中外历史。

欧洲文艺复兴，原指14～17世纪欧洲新生的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向封建主义和基督教神学体系发动的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

它是西欧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

尽管“复古求解放”

曾是各国历史上常有的现象，但这并不能说明欧洲“文艺复兴”

构成了各国文化复兴必经的共同道路或模式。

20世纪初年的中国与14～17世纪的欧洲，历史条件迥然相异。

当年西方新生的资产阶级面对黑暗的中世纪，少所依傍，他们为要创造新文明而向古代文明汲取诗情，是合乎逻辑的；而在20世纪初的中国，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潮流正滚滚而来，人们不能从中去寻找理解和创造新世界的途径与向导，却钟情于西欧三百年前“文艺复兴”

的模式，当然是一种历史的错位。

因此，不论其动机如何真诚，他们的努力没有也不可能造就中国的“文艺复兴”

。

但是，国粹派毕竟是执著的，他们不仅相信“古学复兴”

，而且还进而提出了复兴古学的途径，这就是引西学以重新研究古学。

他们强调，从历史上看，西学的输入从来是“中国学术变迁之关键”

。

元代地连欧洲，西学因之东渐，“此历数音韵舆地之学，所由至元代而始精也”

[12]。

明清之际，诸子学与西学，“相因缘而并兴”

，尤为引人注目。

这固然是由于诸子之书所含义理，与西人心理学、伦理学、名学，以及声光化电之学等等，多有冥合之处，“故治西学者，无不兼治诸子之学”

；但更主要的还在于，西学输入打破了两千年来儒学独尊的局面，国人“于是而恍然于儒教之外复有他教，六经之外复有诸子，而一尊之说破矣”

。

迄近代，西学愈益东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