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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学复兴（第4页）

“外学日进，而本国旧有之古学亦渐兴。”

[13]尽管这里依然少不了将诸子学与西学牵强比附，但国粹派明确肯定，西学与古学，不仅不是对立的；恰恰相反，是西学东渐引发了中国古学的复兴。

惟其如此，面对20世纪初如春潮涌进的西学，他们进一步强调必须藉西学发明古学，就是毫不奇怪的了。

刘师培在《拟设国粹学堂启》中写道：“思想日新，民智日瀹，凡国学微言奥义，均可借皙种之学，参互考验，以观其会通，则施教易而收效远。

……则20世纪为中国古学复兴时代，盖无难矣，岂不盛乎！”

[14]在国粹派看来，古学复兴的过程，同时就是中西文化会通融合的过程。

这是应当予以重视的。

同时，国粹派身体力行。

邓实在《古学复兴论》中，称赞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序》等都是标志“古学渐兴”

的力作。

马叙伦后来也回忆说，其时的《国粹学报》“有文艺复兴的意义”

[15]。

可见，国粹派是认为，自己主要以《国粹学报》为园地所进行的艰深的国学研究，本身就是推进“古学复兴”

富有成效的实践。

此外，国学保存会拟设“国粹学堂”

，后虽因经费无着而作罢，但留下了《拟国粹学堂学科预算表》（见本书附录）即课程表。

它使我们看到了国粹派更宏大的复兴古学的计划。

学堂《章程》规定：“略仿各国文科大学及优级师范之例，分科讲授，惟均以国学为主。”

[16]从课程表看，学制六学期，共分社会学、实业学、博物学、经学、哲学、伦理学、考古学、史学、宗教学、译学等21个学科，开设包括《经学源流及其派别》，《古代社会状态》、《古代哲学》、《文字学源流考》、《历代实业学史》等在内共约百门课程。

这些无疑都表明，国粹派的所谓“古学复兴”

，归根结底，其在实践上最终是表现为推动传统学术向近代化的转换。

所以，由此可见，国粹派倡“古学复兴”

，无论其命意是要追循欧洲资产阶级先哲的故辙，谋中国文化的复兴，还是其提出的具体途径强调中西融合，和在实践上表现为推进传统学术近代化的努力，都说明其本质是创新，而非复古。

但这不影响我们指出国粹派倡“古学复兴”

，毕竟是重大的失误。

如前所述，他们错置了中外历史。

立于20世纪初年的中国，却偏要取法14～17世纪的欧洲，向古学讨取诗情，舍今慕古，是为文化价值取向上的根本失当。

由此，不可避免要产生以下消极的偏向：

1.国粹派既视“古学复兴”

为中国文化复兴的不二法门，一种远非清醒的使命感自然会驱使自己转向古籍，从而淡化了参与现实革命斗争的自觉与**。

邓实写道：“于荒江之上，寂寞之滨，朝怀铅而夕握椠兮，究万卷之纷纭，拾丛残于两汉兮，寻死灰于暴秦。

……犹幸兹硕果之留存，庶几发挥而光大之兮，是所望于雅之同群。”

[17]同时，《国粹学报》古奥艰深，令多数人望而却步。

国粹派此种沉湎古学的情感与取向，与其时自己身在其中的资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现实，显然是不相称的。

2.国粹派不是把对先秦诸子学即“古学”

的研究，看作是一种正常的学术研究，明确其目的仅在于继承文化遗产，即尊重历史辩证法的发展，予先秦文化以一定的历史地位，而非颂古非今，引导人们向前看；相反，却片面夸大了古学的历史地位：“神州奥区，学术渊海，三坟五典，为宇宙开化之先，金版六弢，作五州文明之祖。”

[18]中国古学既被说成是人类文化的渊源，又被视作中国民族兴亡之所系，此种虚骄与尚古，不仅使国粹派对古今中西的牵强比附成了不可避免，而且在客观上也起到了助长人们向后看的崇古情绪的消极作用。

3.国粹派自身滋长了文化自足的消极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