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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西文化观（第11页）

（《原学》），同样也流露了消极的文化自足的情绪。

其二，他们最终把“国粹”

、“国魂”

、“民族精神”

，又都还原为超时空的固有道德。

汪德渊说，中国文化“至可宝贵之元素”

或国粹，就是“礼让廉耻为维纪”

[45]的传统道德。

邓实也说，“孔教者，以礼法为其质干，以伦纪为其元气，故礼法伦纪者，乃吾一种人之所谓道德而立之为国魂者也”

[46]。

把儒家的伦理道德说成是永恒的民族精神，无怪乎新文化的创造也被还原成藉固有道德整合欧化，以“期光复乎吾巴克之族，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而已”

[47]。

至此，类文化的合理内核被窒息，正题异化为悖论。

这说明，国粹派最终仍未能超越传统儒学，为民族新文化的创造提供一合乎理性的坚实的基础。

但是，尽管如此，国粹派的中西文化观所已揭示出的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课题，仍然是值得重视的。

普列汉诺夫在强调发现一种观察问题的新角度新方法的重要性时指出，“如果发现更现代的方法的作家本人，并非始终都善于无误地实际运用此种方法，那么这还是不会取消发现这方法的重要意义”

[48]。

同样，国粹派是20世纪初年发现从类文化的角度，即从横向上考察中西文化较比最重要的一批学者，尽管未能避免失误，但由他们所彰显的这一新方法、新思路所包含着的巨大的历史合理性，随着历史的发展，却愈益显示出来。

其后东方文化派那些有价值的文化思辨，实际上也正是沿着这一思路继续掘进的结果。

[1]邓实：《论中国群治进退之大势》，载《政艺通报》，1903年，第11号。

[2]黄节：《东西洋民族交通消长之大潮》，载《政艺通报》，1903年，第14号。

[3]黄节：《国粹学报叙》，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

[4]见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1908年”

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5]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见《章太炎全集》（四），337页。

[6]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语言文字独立》，载《政艺通报》，1903年，第23号。

[7]见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1908年”

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8]田北湖：《国定文字私议》，载《国粹学报》，第4年，第10期。

[9]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见《章太炎全集》（四），341页。

[10]田北湖：《国定文字私议》，载《国粹学报》，第4年，第10期。

[11]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语言文字独立》，载《政艺通报》，1903年，第23号。

[12]刘师培：《中国文字流弊论》，见《左盦外集》卷6，《刘申叔先生遗书》，第41册。

[13]未了：《中国文字的优越性及信息处理》，载《光明日报》，1983-9-19。

[14]吴汝伦：《答何豹臣书》，转引自陈邦贤：《中国医学史》，264页，上海，上海书店，1984。

[15]邓实：《论中国群治进退之大势》，载《政艺通报》，1903年，第11号。

[16]黄节：《爱国心与常识之关系》，见《壬寅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5。

[17]梁启超：《新民说》，见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257页。

[18]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