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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西文化观（第10页）

[43]——国粹既体现着民族独立的精神，更体现着民族文化对欧化的吸纳和整合。

很显然，这是国粹派中西文化观中最具创意与前瞻性的核心思想。

在本节开头，我们曾指出，国粹派的中西文化观在1904年提出“国学”

论前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至此，我们看到，此种转变的具体内涵是：由从进化程度上判分中国文化总体上落后于西方，转变为从类文化的观念上判分中西文化为独立、平行的两大文化体系；从而由主张单向选择西方文化，转变为主张中西会通调和，与以民族文化为主体积极整合西方文化。

实现此种转折的内张力，是民族主义；其契机在体认文化民族性的存在。

但从认识论上看，则又是反映了国粹派对中西文化考察指向上的重大调度。

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如上所述，各民族文化的发展虽然有先进与落后的分别，但就其自身所形成的特质或赖以整合的模式机制而言，却具有同等的价值。

因此，它决定了在文化比较中，从纵向上考察其在进化程度上的差异，与从横向上考察其各自的特质与特色，是两种具有同样价值和相辅相成的指向。

前者有助于发现差距，取长补短，后者有助于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使文化交流更具成效。

但人们自觉到这一点，却非易事。

在很长时间里，西方殖民主义者固守“欧洲文化优越”

论，无视其他民族文化的价值。

直到20世纪，一些正直的西方文化人类学学者才突破此种偏见，从横向上肯定了各民族不同的文化模式有着同等的价值。

但在落后而遭受西方侵略的东方，情形又不同，易于产生两种不同的偏向：从总体上看，勇于从纵向上肯定中国文化在时代性上滞后，并主张学习西方文化的人们，代表了民族的觉醒和文化进步的方向，但他们中一些人往往忽略了另一指向，而易于倾向民族虚无主义；反之，能从横向上体认文化民族性的存在因而主张积极的文化融合的人们，反映了民族自信力和文化识见的深沉，但同样易于忽略纵向的反思，而表现出保守的文化自足情绪，从而淡化了批判精神与进取意识。

遗憾的是，在近代，许多志士仁人往往都陷入了此种偏颇，而难得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文化见解的歧异与纷争，也往往缘是而起。

据此，可以说，迄19世纪末，国人的文化取向呈向外单向选择的态势，大体上正反映了文化比较上的第一种指向，“醉心欧化”

倾向的凸现，又是其忽略第二指向的必然结果。

而20世纪初年，随着社会文化心理折向，社会文化思潮所呈现出的双向多元选择的反思态势，恰恰反映了国人的视角正主要地转向第二指向。

国粹派的中西文化观，应当看成是时人调整指向后，在文化反思中所获致的积极的成果。

他们不仅将原是令人沮丧的“地理环境决定”

论，改塑成了使人感奋的新命题；而且从类文化的观点出发，鲜明地指出了中西文化各自具有的民族性及其缘此而成的各自文化体系的相对独立性的存在及其意义。

同时，由此重新探讨中西文化的关系，强调整合欧化，建立以民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新文化的必然性与必要性。

所有这些，都显示了一种崭新的思路，它不仅开拓了时人的思维空间，而且实际上也成了五四前后伧父及东方文化派中西文化观的先导。

但是，国粹派终究未能将纵横两种指向有机地结合起来。

其中西文化观缘上述根本性的转折，固然成就了自己的建树，但却将两种指向割裂、对立起来：执著于文化的民族性，而固拒原已触及的对文化时代性的思考。

事实证明，尤其在近代中国的条件下，脱离了第一指向的前提，类文化的观点不可能是清醒的。

因为，在近代，中西文化的本质差异，不在于“类”

的分别，即民族性的不同，而在于时代性的分别，即前者属封建时代的文化，而后者则为近代资本主义的文化。

不能把握这一点，所谓“国粹”

、“国学”

、“民族精神”

、新文化创造等等，都因失去明确的质的规定性，而成为随意性极强和染上神秘色彩的抽象概念。

所以，惟其如此，国粹派的合理命题在其展开的过程中，终因淡忘了文化必然具有的时代性品格，而缺乏应有的时代亮度，其价值取向发生偏移也成了不可避免。

这集中表现为：其一，他们从不同文化体系具有同等价值的前提出发，却引导出中国固有文化蕴藏着可资自足的源泉的自负，从而不自觉地模糊了时代的主题。

《国粹学报发刊辞》说：“本报于泰西学术其有新理精识足以证明中学者，皆从阐发。”

[44]强调的是以西学“证明”

中学，而非改造中学。

章太炎虽然更明确地提出了类文化的概念，但他认为，中国文化“能自恢彉，其不亟于仪刑，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