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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西文化观（第9页）

要言之，当破中外之见，对中西文化持平等的态度。

自鸦片战争以来，人们只强调西学可以助益中学，却很少想到中学也可以助益西学。

这当然是片面的。

现在国粹派认为，既然中西文化是表现为主“静”

的精神文明和主“动”

的物质文明两大体系，各具特色，互有优劣，二者间就必然存在着互补性：“吾国之文明，属于道德上而为精神的文明者，虽称完全；其属于艺术上而为物质的文明者，甚形缺乏，则以我之精神而用彼之物质，合炉同冶，以造成一特色之文明，而成一特色之国家，岂不甚懿？”

[35]但西方虽称强盛，却贫富悬殊，社会冲突因是纷起，正暴露其物质文明自身的困窘。

中国文化历来有“明道德、陈仁义、诛强暴、恶兼并、斥垄断、贱封殖”

[36]等的优良特质，也正可以为西人所借鉴。

人们尽可以批评国粹派以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判分中西文化之不当；其对中国文化优良特质的概括也未见精当；但国粹派志在执着中国文化自身的价值，而非执意隆中抑西，这与战后东方文化派的虚骄见解有别，是应当看到的。

同时，中国文化的优长之处，可以助益西方，乃至于全人类，这是包括汤因比在内当代许多西方著名学者所倡言，且为愈来愈多的人们所首肯的见解。

在欧化滔滔之际，国粹派较比更早明确地提出这一思想，显然就不单是合理的，而且也是难能可贵的了。

2.强调新文化建设须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对西方文化行积极的整合。

国粹派认为，文化的民族性的存在，就决定了中西文化彼此不应当也不可能一味照搬或模仿对方，相反，尊重本民族的文化特性，取人所长，以为我用，才是文化交流中的正确原则。

“夫有特别之精神，则此国家与彼国家，其土地人民宗教政治与风俗气质习惯相交通相调和，则必有宜于此而不宜于彼，宜于彼而不宜于此者。

知其宜而交通调和之，知其不宜，则守其所自有之宜，以求其所未有之宜而保存之，如是乃可以成一特别精神之国家。”

他们是强调吸收西方文化，必须坚持以中国民族文化为主体。

这有两层含义：一是吸收西方文化必须要有所选择，“酌本邦之国体、民情为根据而立论”

[37]，即宜与不宜，取舍当立足于国情。

高旭将之比作人为身体健康必须注意择食。

他说，要积极引进西方文化，但“于我国现势不合者，则无宁舍之而勿顾”

。

这如同饮食，既要物能适口，又必不容妨害卫生。

“若以多多益善，物久而啖之，急不暇食、必罹腹张垂毙之患”

[38]。

二是借助中国文化“独立之精神”

即其固有的生命机制，对西方文化行积极的整合，使之融为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日本民族吸收外来文化的成功，使国粹派坚信此一点尤其至关重要。

因为在他们看来，日本在短短数十年之内骤跻富强，不是偶然的；其成功之道，要在善于借助民族文化的内在机制，积极整合西学：“盖由其能培养国民之主气，不失其素有大和魂武士道之风而又融合西洋之新制度新事物也。”

[39]中国文化也应当具有此种气魂与胆识。

所以，章太炎主张，学西学当能本自己的学问，“转进一层”

[40]。

总之，他们认为，只有体认和借助于民族文化的自身机制，中西文化的会通、调和，才能“立于最高等之位置，而有以转移其国化，此定理也”

[41]。

国粹派将自己以固有文化为主体发展民族新文化的主张，最终概括为“国粹保存主义”

。

因为，在他们眼里，国粹绝非是过往僵死的东西，而是日新的创造物：“以研究为国粹学之始基，庶几继破坏而有以保存”

[42]——国粹是旧文化的血脉、新文化的萌生点，体现着新旧的结合；“国粹者，道德之源泉，功业之归墟，文章之灵奥也。

一言以蔽之，国粹也者，助欧化而愈彰，非敌欧化以自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