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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传统史学不足当意（第2页）

“今”

为“古”

之发展，而“古”

即孕育着“今”

。

说到底，历史的功能就在于为人类社会此种古今递嬗生命机制的正常运作，提供了无可替代的中介作用。

他说：“（人群进化）当其既进，有已往之现象，当其未进，有未来之影响。

历史者，即其一大群之现象、影响也。

既往之文明现象，惟历史能留之，未来之文明影响，惟历史能胎之”

[9]。

这里的见解与马叙伦“历史文明之嚆矢”

的说法，显然是一致的：不仅人类过往的“文明现象”

有待历史来保存；更重要的是，它所蕴含的对未来的“影响”

，也有待于历史积极的保存、提炼与转换，从而得以实现新旧文明的递嬗和推动人类社会的进化。

邓实无疑较他人更有力地彰显了史学作为文明利器的社会功能。

国粹派虽十分看重历史，但却深感中国传统史学实难“当意”

[10]。

因此，对封建旧史学施以猛烈的批判，以为它有三大缺陷：

其一，有“君史”

，无“民史”

。

他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史书卷帙浩繁，汗牛充栋，但无非是君史，而非民史，即为封建帝王“一人之传记，而无社会之历史”

[11]。

王者有天下，更正朔，改服色，于是一言一语，则有“诏令”

、“制诰”

、“宝训”

；一举一动，则有“起居注”

、“实录”

；祭天有“郊祀志”

，巡游有封禅，行石刻；征讨有“中兴记”

、“平定方略”

等。

封建史家“其脑坯中所有仅一帝王耳，舍帝王以外无日月，舍帝王以外无风云”

。

所传威名彪炳的将帅，所记功烈懿铄的元勋，所谓“儒林传”

“文苑传”

中的文人学士，无非是攀附奔走帝王者，或其下走之舆台、弭笔之文士而已；而“人群之英雄、社会之豪杰、政治之大家、哲学之巨子”

，真正体现群体利益的人物，尽遭刊落[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