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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传统史学不足当意（第8页）

其中说，历史研究就是当借“过去事实之痕迹以发现其理，以说明现在，以预察将来，以知社会之起源进化之目的”

[42]。

此外，一些日本学者运用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撰写的中国史著作，如中西牛郎的《支那文明史论》、田口卯吉的《中国文明小史》、白河次郎、国府神德合著的《支那文明史》，此期也先后译成中文。

所有这些，自然都令时人耳目一新。

国粹派于此十分重视。

章太炎1902年致书梁启超曾提到：“日读各种社会学书”

，“其余史学原论，及亚细亚、印度等史，或反于修史有益”

，已嘱人“购求数种。”

[43]邓实、刘师培等人的撰述，也多征引东西方新史家的学说。

例如邓实引日本学者加藤弘的话说：“究论人群之事，即史学也”

[44]。

他们积极汲取西方史学的新理论、新方法，反思传统旧史学“既难当意”

，继之以倡言批判与改造，就是合乎逻辑的了。

[1]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6期。

[2]章太炎：《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50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3]章太炎：《印度人之论国粹》，见《章太炎全集》（四），36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4]章太炎：《哀焚书》，《訄书》重订本，见《章太炎全集》（三），32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5]章太炎：《答铁铮》，见《章太炎全集》（四），371页。

[6]章太炎：《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问的发达》，见吴齐仁编：《章太炎的白话文》，泰东图书局，1927。

[7]马叙伦：《史界大同说》，见《癸卯政艺丛书》，政史文编卷3。

[8]马叙伦：《史学总论》，载《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7期。

[9]邓实：《史学通论》（四），见《壬寅政艺丛书》，史学文编卷1。

[10]章太炎：《致吴君遂书》，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165页。

[11]黄节：《黄史·总叙》，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

[12]邓实：《史学通论》（三），见《壬寅政艺丛书》，史学文编卷1。

[13]邓实：《史学通论》（四），见《壬寅政艺丛书》，史学文编卷1。

[14]邓实：《论中国民治进退之大势》，载《政艺通报》，1903年，第8号。

[15]邓实：《史学通论》（三），见《壬寅政艺丛书》，史学文编卷1。

[16]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6期。

[17]《序泰西通史》，见《壬寅政艺丛书》，史学文编卷1。

[18]《序泰西通史》，见《壬寅政艺丛书》，史学文编卷1。

[19]章太炎：《尊史》，《訄书》重订本，见《章太炎全集》（三），313页。

[20]章太炎：《致吴君遂书》，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165页。

[21]邓实：《史学通论》（一），见《壬寅政艺丛书》，史学文编卷1。

[22]《史学总论》，载《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7期。

[23]《史学总论》，载《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7期。

[24]邓实：《民史总叙》，载《政艺通报》，1904年，第17号。

[25]田北湖：《论文章源流》，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