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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传统史学不足当意（第7页）

他说，旧史所载多关乎人物制度、地理风俗荦荦大者，如何能比作“生猫”

？且所记为本国历史，仍自家事不是外国邻家事；即是外国史也须要看看，何况本国历史？旧史书主要记政治得失，论人物高下，记战争所占篇幅并不很多，如何能说是“斫书”

？章太炎认为，中国史学尽管有自己的弊端，但它不仅源远流长，且体例完备，记叙周详，其发达程度实为他国所不能及[38]。

这种实事求是的见解就显得平实。

所以，从总体上看，国粹派终究较梁启超高出一筹，就在于他们自觉到可以批判旧史学，却不应该简单的抹杀它。

但是，国粹派所以极力强调史学的社会功能和猛烈批判封建旧史学，又不是偶然的。

从根本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在史学领域的反映。

20世纪初年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实现民族团结，奋起抗击列强侵略和推进社会进步，始终是志士仁人奔走呼号的主题。

国粹派从民族主义和社会进化的角度上，突出强调史学当充分发挥增进国民的民族意识和推动文明进步的巨大功能，显然是为了助益“合群进化”

，即实现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

同时，革命派主张共和革命也不能不竭力去打破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忠君观念；而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并以正统观念为指导的封建史学体系，数千年沉沉一线，正是培植此种忠君观念的重要土壤。

所以，为在思想上为民权革命开辟道路，作为革命派一翼的国粹派力斥封建史学之非，鼓吹创建反映资产阶级利益与要求的新史学，就是毫不足奇的了。

翼天氏的《中国历史出世颂》一文，就集中表现了这一点。

他说，中国所以成了千年的睡狮，丧失了勃勃的生机，是历代独夫民贼拑制束缚国民思想的恶果。

而此中，“则历代史家实尸其咎”

。

因为史家的天职本当记录国民群体的运动，“指点批判帝王官吏之罪恶”

，使后人得以感奋，从而敢于“破坏”

、“改造”

和“进化”

；但旧史家反其道而行，孜孜于正统，维护君权而抑民气，结果造就了国民奴隶的根性。

他主张当打破数千年陈腐的旧史体系，掀拔数千年根深蒂固的奴隶根性，以恢复“我国自古以来血脉一统之庞壮国民显独不羁活泼自由之真面目”

[39]，使中国睡狮重振雄风。

在这里，作者激烈批判封建旧史学，和热情颂扬旨在恢复国民独立自由真面目的新史学的“出世”

，其目的显然在论证现实的民权与革命。

此外，西方新史学思潮的影响也是应当看到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西方传统史学向20世纪新史学过渡的重要时期。

以“确定事实”

和“发现规律”

[40]相标榜的实证主义史学的兴起，又成了西方新旧史学过渡的主要桥梁。

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新思潮此期正传到中国。

作为此一流派泰斗的博克尔的巨著《英国文明史》，在当时的中国就有两种翻译版本，一是1903年南洋公学译书院的译本；一是1906年《学部官报》的译本。

这说明此一西方史学思潮在当时的中国已经引起了怎样广泛的重视。

此外，当时西方的史学信息更多地是由留日学生辗转传到中国。

1902年，留日学生汪荣宝在《译书汇编》杂志上发表的《史学概论》，是中国近代比较系统的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研究法的第一篇译作。

译者称：“所采皆最近史学界之学说，与本邦从来之习惯，大异其趣，聊绍于吾同嗜者，以为他日新史学界之先河焉”

[41]。

1903年留日学生李浩生翻译出版了日本著名史家浮田和民著的《史学通论》，更具体地介绍了西方新史学的理论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