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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传统史学不足当意（第6页）

因此，他断言，中国史书满纸充斥“邻猫生子”

一类的事实，读来令人发昏，并无价值可言[33]。

这自然是较上述国粹派的见解，更加绝对地全盘否定了中国传统史学。

二是国粹派的上述批判虽然也存在偏激，但他们显然很快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所以在一些论述中，又注意到适当肯定旧史学的地位，从而在实际上纠正了自己原先某些偏激的论点，甚至径直对梁启超的过激提出批评。

例如，邓实就指出，社会进化由野蛮趋向文明，已历上古、中古、近世三个时代，即神权时代、君权时代、民权时代；与此相应，史学的进化也经历了“神权时代史”

，即“神史”

；“君权时代史”

，即“君史”

；“民权时代史”

，即“民史”

三个时期。

“神史”

重祭祀，在今天看来固属迷信，但它曾有过“以神权监君权”

的积极作用，“此神史之功也”

[34]。

“君史”

屈从君权，固然荒谬，但一代之君成一代之史，史氏诵本朝之法，录其典制，在其时却堪称“良史材”

，其书也堪称“信史”

。

中国既未进民权时代，“民史之为物，中国未尝有也”

[35]，但邓实相信，随着中国社会无可避免地要过渡到民权时代，中国的“君史”

也必然要为民史所替代：“前之天下为君王治下之天下，后之天下为民主治下之天下，天下大势既由君而趋于民，则其制度、文物、人材、学术、历史、宗教，亦必由君而归于民。

势之所趋，虽有圣智无可与逆”

[36]。

这种见解，实则从根本上就肯定了封建史学有自己历史的合理性。

黄节则对梁启超首倡的“家谱”

说提出疑义。

他认为，不仅《六经》、诸子书反映了中国群治的进化，史迁的《河渠志》、《平准志》以及“刺客”

，“游侠”

，“货殖”

诸篇，也都详述了民物、风俗、道艺的兴衰升降，足见社会得失之由。

所以他说：“概以谓吾国四千年旧史，皆一家一姓之谱谍，斯言也，毋亦过当欤[37]？”

章太炎的见解尤其值得重视。

他虽然批评传统史学不足“当意”

，但甚少偏激。

所以章太炎对梁启超的“邻猫生子”

及“斫书”

说，一再提出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