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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传统史学不足当意（第5页）

国粹派认为，史学虽为天下的公器，但它真能著为信史，裨益群体，却赖史家有“公权”

，即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

“泰西各国人有作史之权……莫不以保国伸民为宗旨，简册所重，动关全族”

[22]。

故其史为群史，非一姓一家所私有。

同时，惟其如此，史家多能出以公心，其史为信史。

在中国则不同，秦以降，暴君独夫接踵后世，禁网日密，公权尽失。

史既为帝王一家私有物，史必无公心，“宗旨既非，焉有信史”

[23]？这又表现为二：一是史家不敢“有放直笔以触文网”

。

司马迁、班固以下，“后之史职者，惟言其谀佞，舍铺张虚美盛德大业之外无文字”

[24]。

“文君其君，但纪美谈，引避口实，揄扬雍容”

。

但同样对于君主，情况又有不同。

凡本朝应运，“君皆圣明”

，而前代末造，必尽“昏君”

。

总之，史臣誉者益誉，毁者益毁，无非曲笔求容，并无实事求是之心[25]；二是史家有意曲笔以取利。

例如，“固受金而寿求米”

，都无非挟其奇纵傀逸之才，而为“褒贬过情之论”

。

同样，欧阳修作《五代史》，不为辅通立传，意存曲古讳今。

班固、陈寿诸人古称良史，尚非“当于史义而无媿者”

，遑论其他[26]。

上述国粹派对封建旧史学的批判，与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所概括的旧史学有“四弊二病”

的见解[32]，大体上是一致的。

二者都尖锐地指出，封建史学说到底不过是服务于君主专制的工具，不仅漠视国民，而且满足于记事，于社会进化的原理很少措意。

这些见解应当说是正确的。

但二者又都明显地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

中国传统史学虽然有种种弊端，但它毕竟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他们概之以“帝王家谱”

，甚至谓“中国无史”

，又无疑是不正确的。

如果说这是二者的共同点，那么还应当看到其间依然存在着差别：一是梁启超的见解更偏激。

他不仅批评《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的家谱，而且认为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

。

同时，将传统的纪传都说成无非是“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