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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传统史学不足当意（第4页）

。

这就是史迹彼此间存在着的内在的因果关系。

“人与人无关系则无人群之历史，国与国无关系则无国群之历史”

。

此种历史的因果关系是客观存在的，既不因帝王而起，也不因英雄而息，甚至与众人的意愿无关。

它只缘社会有机体“相翕应相维系而起”

。

因此，一定历史阶段史迹间内在因果关系的总和，既是体现着“大化之精神”

，“时代之精神”

，同时也就是体现着社会“有机团体”

自身生命的搏动[17]。

历史要真正成为一门学问，就必须着重去探究人群兴亡盛衰、隆替荣枯的道理，即揭示历史进化自身内在的必然性。

但是，中国传统的史学与之相反，它重天地、年代，故有年表、编年史之作，以记时代、史迹之先后。

所谓记事本末体，也惟以年月别此群彼群间的“新旧”

而已。

其最致命的弱点，恰恰在于满足记述孤立、琐碎的史迹，而于“其中之关系”

，无所措意。

“零碎之智识，不足称科学”

。

旧史书只是帝王起居注、英雄列传一类的组合体，犹如木材土石之杂然丛积并不等于巍峨的宫室，充其量不过是详尽的年表，却称不上是历史的科学[18]。

这在章太炎，就叫做“文明史不详”

。

他说：“中夏之典，贵在记事，而文明史不详，故其实难理。

……非通于物化，知万物之皆出于几，小大无章，则弗能为文明史”

[19]。

这里所谓“知万物之皆出于几”

，也就是强调著史须把握历史进化内在的必然性；而旧史“其实难理”

，也在于“苟务编缀”

，于此无所发明。

所以，章太炎强调，旧史书“徒知记事”

，实难“当意”

[20]。

邓实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称中国“无史”

：“盖史必有史之精神焉，异哉，中国三千年而无一精神史也。

……呜乎，中国无史矣，非无史，无史家也；非无史家，无史识也”

[21]。

其三，“宗旨既非，焉有信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