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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己既能破亦将能立（第2页）

若其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诸编，有足裨吾史科者尤多”

[9]。

刘师培同样强调，治史当吸收西方新知。

他撰《中国历史教科书》，就很注意“参考西籍兼及宗教、社会之书，庶人群进化之理可以稍明”

[10]。

在国粹派的用语中，“社会学”

通常是一广泛的概念，用以泛指整个西方近代的社会科学。

所以，其强调西学，首先就是强调要接受构成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说理论基础的进化论的指导。

在刘师培看来，中国旧史学所以满足于侈陈往迹，无所发明，归根结底，是史家“不明社会学之故”

[11]，而陷于循环论的历史观不能自拔。

新起的西方社会学理论所以是“精微之学”

，就在于它不仅指出了“人类举止悉在因果律之范围”

[12]，其本质是发展进化的；而且借助归纳法和演绎法，形成了人们可据以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历史此种内在规律的一整套理论。

“斯学既昌，而载籍所诠列，均克推见其隐，一制一物，并穷其源……可谓精微之学矣”

[13]。

所以，新史家不能不改弦更张，接受社会学的理论指导，以确立进化论的历史观。

刘师培强调新史观的意义，章太炎则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引申，强调新史学区别于旧史学，要在能“熔冶哲理”

[14]，其用“在抽象不在具体”

[15]，即强调新史家当“深知进化之理”

，具备对历史现象行宏观概括和理论抽象的思辩能力。

章太炎表示，自己拟撰的《中国通史》所以将超胜旧史，就在于他要做到“熔冶哲理”

，实现“学理交胜”

：“考迹皇古，谓之学胜；先心藏密，谓之理胜”

[16]。

所谓“学”

，是指具体的史实考辨与叙述；所谓“理”

，是指抽象的理论思辨。

“熔冶哲理”

、“学理交胜”

，说到底，也就是要实现社会学理论对史学研究的观照。

所以，他致书梁启超说“日读各种社会学书，平日有修《中国通志》之志，至此新旧材料，融合无间，兴会勃发”

，正是表达了自己史论结合、融会贯通后的愉悦和撰述的冲动。

刘师培讲新史观，章太炎讲“熔冶哲理”

，邓实讲“史之精神”

，这在马叙伦则归结为新史家必具的前提——“理心”

。

何谓“理心”

？“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