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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己既能破亦将能立（第3页）

就是史家从为民的“公心”

出发，所具有的从哲理高度上揭示历史进化公律的自觉，并借此与满足于记事的传统平庸的旧史家划开界限。

马叙伦说：“（历史）可以推世界之进化事理之因果，作史者固不独循列纪事为足尽民史之义务，当贯通数千百年之全史，撮徵申义，以成一家哲理之书”

。

“史无理心，此庸常记载之史不足味也”

[17]。

由上可见，各人表述虽有不同，主张新史学当接受西方进化论的历史观的指导，却是国粹派的共识。

（二）写“民史”

并当突出其重点

国粹派强调，新史学必须打破仅为封建帝王修家谱的旧史学的格局，转而以修民史为己任。

社会的进化既是群体的进化，历史的本质就是“群体的现象和影响”

，而非少数帝王将相的行为，史学自然当以国民全体为自己研究的主要对象，要在阐明社会兴亡盛衰之由，以增进文明，造福群体。

章太炎说，他拟著《中国通史》，就是要“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

，“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

[18]。

邓实也说：“是故，所贵乎民史者何？贵其能叙述一群人所以相触接相交通相竞争相团结之道，一面以发明既往社会政治进化之原理，一面以启导未来人类光华美满之文明，使后之人食群之幸福，享群之公利”

[19]。

史家写民史，既是为要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时也是为了充分发挥史学作为天下公器的社会功能。

写民史，又当突出重点。

这在国粹派看来，有两层含义：

其一，从横向上看，应突出民族、政制、经济和学术文化的进化。

刘师培在著名的《黄帝纪年说》一文中，附有“大事表”

，他特别注明：“此表最注意者凡三事：一民族、二政体、三文化”

，他说，记“周避犬戎”

、“晋辟五胡”

等，为要明异种“战胜汉族”

及入主中原之始末；记隋文帝、洪秀全事，为要明“汉族光复”

；记联军事，为要明“汉族将受制于西人”

，“是为中国民族之变迁”

；夏禹即位，“为君主世袭记”

；商汤即位，为“诸侯革命记”

；逐厉王为“平民革命记”

；始皇、陈涉事，为“君权民权之消长记”

，“是为中国政界之活动”

。

黄帝即位，为“文化胚胎时代”

；唐尧即位，为“文明渐起时代”

；周武即位，为“文治极盛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