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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己既能破亦将能立（第4页）

；孔子则为“集中国学术之大成者”

，“是为中国文化之变迁”

[20]。

这与林獬强调突出历代“民族的战争”

、“政体的异同”

、“学术的变迁”

[21]，是一致的。

不过，在另一处，刘师培又将之归结为五点：“历代政体之异同”

、“种族分合之始末”

、“制度改革之大纲”

、“社会进化之阶级”

、“学术进退之大势”

[22]。

这里第三点，实指社会经济的变动。

章太炎先是强调“政法、学术、种族、风教四端”

[23]；后又概括为六个方面：“制度的变迁”

、“形势的变迁”

、“生计的变迁”

、“礼俗的变迁”

、“学术的变迁”

、“文辞的变迁”

[24]。

他们具体表达有不同，但大体都强调了新史学当着重研究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

这固然是看到了历史进化的主潮，但与此同时，他们极力要突出排满、反帝和民权革命的内容，是十分鲜明的。

（三）新史书体例的探讨

国粹派对新史书的撰写体例，予以了更多的关注。

他们认为，史学随着社会的进化而进化，同时必然要带动作为其表现形式的史书体例的变动：“是故，经变而史，说经变而为传。

史变而为本纪、书、表、世家、列传；纪传变而为鉴，为纲目，为本末体；书表变而为类志，为谱录，为地志水经……子变而为文，子史互变而为学案，为艺术史”

[27]。

“史职范围，今昔各异，以是史体变迁，亦各殊状”

[28]。

章太炎撰有《中国通史略例》及《中国通史目录》，对此的考虑较其他人远为周详。

他拟定中的百卷《中国通史》，以6表、12典、10记、9考纪、25外录建构体例[29]。

章太炎的体例构思，贯穿着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是：“史职所重，不在褒讥，苟以知来为职志，则如是足也”

。

即其重点，在彰显社会进化的原理。

在此之下，复形成两个原则：一是“独裁”

，即将自己的见解一以贯之，使全书形成完整统一的思想体系。

他认为，中国自唐代起设局修史，由宋迄明，监修分纂，其最大的弊端，便是汗漫无纪，不成统一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