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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己既能破亦将能立（第5页）

《明史》虽由万斯同总其成，稍胜《宋史》、《元史》，但终不过集合数传以成一史而已。

“发言盈廷，所见各异，虽有殊识，无繇独箸。

孟德斯鸠所谓‘古事谈话’者，实近史之良箴矣”

。

所以，他强调，“今修《通史》，旨在独裁”

；二是“熔冶哲理”

，即以“新思想为主观”

，以史迹为“客体”

，全书要体现“用在抽象不在具体”

宏观概括和理论思辩的魅力。

二者相辅相成：唯有“独裁”

，才能保证全书形成严谨的思辩；同样，唯有“熔冶哲理”

，“独裁”

才能形成特色，不流于平庸。

“《通史》之作，所以审端径隧，决导神思”

。

章太炎自信自己的《通史》将超迈前人，成为一部独成体系、别具特色的史学新著[30]。

章太炎以志、记、纪、传为《通史》的主体，是受社会学启发后的精心架构。

他指出，西方社会学有静、动两种，静以臧往，动以知来。

《通史》要兼得二者之长，就必须充分发挥典及纪传两种体裁的功能。

典志重分析事类，述制度演变，设计的“种族”

、“工艺”

、“宗教”

、“学术”

、“礼俗”

等12典，“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

。

典志体裁虽创自《三通》，但因有了“新理新说”

，自与《通考》、《会要》等书，“徒为八面缝策论者异趣”

，也不似《通志》“蹈专己武断之弊”

。

因此，本书诸典“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

，推迹古今，足以臧往。

但典志所述，终究近于制度，而略事状，既无法容纳人事之纷纭，也不足引动人们的观感；因之，《通史》“鼓舞民气，启导方来”

、“开浚民智，激扬民气”

，即激动国人爱国热肠的功能，便不能不“于经传见之”

。

考虑到四千年中君相文儒不可胜数，著史“岂容为人人开明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