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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己既能破亦将能立（第6页）

，故纪传但取“有影响今日者”

，如秦始皇、唐太宗、洪秀全及老子、孔子、墨子诸人，撰为《考纪》、《别录》[31]。

“非有关于政治、学术、种族、风教四端者，虽明若文、景，贤若房、魏，暴若胡亥，奸若林甫，一切不得入录”

，仅归之于《帝王表》、《师相表》等五表[32]。

历代重要事件，“苦难贯串”

[33]，则仿袁枢的纪事本末例为之作“革命”

、“党锢”

、“海交”

、“光复”

等十记。

这样看来，章太炎《通史》体例的构想，恰恰是凸现了国粹派对史学两大社会功能的体认：明进化之理，增爱国之情。

国粹派关于新史书体例的构想，并不一致。

章太炎的上述见解固成一家之言，但许之衡却不以为然。

他说：“愚谓表、志、列传、纪事本末，无一不当别为书，沟而合之，则必无良史。

而断代一例，尤为史家之大惑。

断代者，徒为君主易姓之符号，是朝史而非国史也。

谓为二十四朝之家谱，又岂过欤？故今后之作史，必不当断代，而不嫌断代，如上古、中古、近古之类，借以考民族变迁之迹焉”

。

许之衡认为，司马迁固不断代，但迄今仍承其例必大不便。

《史记》记五帝至汉武事，卷帙已多，更何况数千年后的今天？章太炎拟著《中国通史》，体例无非仿史公，虽改列传为“别录”

，“所搜颇挂一漏万。

书固未成，体例亦殊未精也”

[34]。

应当说，许之衡批评章太炎“挂一漏万”

，实出误解，因为他明明说：“《通史》之作，所以审端径隧，决导神思。

其他人事浩穰，乐胥好博之士，所欲知者何既，旧史具体，自不厌其浏览”

[35]。

其本意不在求博，而在以“新思想”

为旧史决导新路。

所谓“所搜颇挂一漏万”

，实际正反映了他力求简括的特色。

同时，认断代必成君主易姓的符号，也失之偏颇。

不过，许之衡认为章太炎拟定的体例仍未脱司马迁纪传的窠臼，而它已不能适应于今天的需要，却不无道理。

章太炎的体例架构，虽在思想指导上已与旧史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形式结构上，毕竟因袭多于创获。

同时，许之衡相信，“表志、列传、纪事本末，无一不当别为书，沟而合之，则必无良史”

，也许有失绝对化；但他强调必须采用上古、中古、近古之类更能彰显社会历史进化动态的西式断代法，却又涉及应如何对待中西不同的史书体例问题。

章太炎认为，西方作史，多分时代；中国则以书志为类，分析事类，不以时代划期。

二者各有长短，为“知古今进化之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