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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己既能破亦将能立（第7页）

，可以“互为经纬”

。

不过，他又强调，分时代的方法，只适于学校教科书，专门研究则只能用中国书志的体例：“故分时者适于学校教科；至乃研精条列，各为科目，使一事之文野，一物之进退，皆可以比较得之，此分类者为成学讨论作也”

[36]。

这如同志方舆，若主郡国，自然只以山水附见，其起讫不必致详；若主山川，记一山必尽其脉带，述一水必穷其出入，是不能以郡国封限的。

强调专门研究重在历史沿革，不能以时代强行阻隔，这是对的。

但是，章太炎未能将分时代与分析事类可“互为经纬”

的见解贯穿到底，他强调分时代只适于教科书，不适于专门研究；分析事类只适于专门研究，且不能分期；又不免失之绝对化。

事实上，学校教科书未尝不需要分析事类，而专题研究也未尝不需要分时代；二者虽有偏重，但于两种分法，实难截然分开。

对此，刘师培的见解较为客观。

他说：“西国史书多区分时代，而所作文明史复多分析事类。

盖区分时代，近于中史编年体，而分析事类，则近于中国三通体也”

。

这是肯定了分时与分类原是中西史学都使用的普遍的方法，只是其具体表现形式有不同而已。

他认为，中国通史教科书固然当以时代区先后，但涉及制度文物又不能不用分类，只是于分类之中未尝不可“隐寓分时之意，庶观者易于瞭然”

[37]。

刘师培强调分时与分类的结合，是把章太炎提出的中西方法可以“互为经纬”

的思想，真正贯彻到底了。

所以，在国粹派中关于史书体例的见解并不一致，章太炎、黄节等人重传统的纪传体，不用西式分期及西书体例；而刘师培、许之衡等人则相反。

刘师培的《中国历史大略》[38]分中国历史为四期：第一期，上古时代，三皇五帝至周；第二期，中古时代，秦至唐；第三期，近古时代，梁至明；第四期，近世时代，清。

我们在下面即将谈到，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将分时与分类相结合，更是完全采纳了西方近代史书的体例。

此外，还应当提到历史纪年问题。

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说：“纪年者，历史之符号，而于记录考证所最不可缺之具也。”

中国传统的帝王生卒纪年，是“最野蛮”

也是“最不便”

的方法。

“当采用何者以代之，是今日著中国史一紧要之问题”

[39]。

其时，人们于此莫衷一是。

康有为、梁启超主孔子纪年。

高凤谦首倡耶稣纪年。

在国粹派中，章太炎主西周共和纪年，刘师培则最早主黄帝纪年，影响也最大。

1903年他在《攘书·胡史篇》中首倡“宜仿西国纪年之例，以黄帝降生为纪年”

[40]。

接着又在《黄帝魂》上撰《黄帝纪年说》，以申其论。

其后，革命派首领宋教仁力倡此说，《民报》等革命刊物应之，遂成风气。

章士钊说：“顾此说露布（指刘著《黄帝纪年说》——引者），不啻为舆论矗立一指明方向之界牌，使天下之士分途奔集而无歧误”

[41]。

钱玄同也说：“故黄帝纪年者，实建国以前民党正式应用之纪年，为民国开国史上之重要文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