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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己既能破亦将能立（第8页）

[42]。

梁启超等立宪派主孔子纪年，刘师培等革命派主黄帝纪年，各有其政治上的动因，自不必说；二者均非科学的纪年方法，也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它们在当时的提出具有反封建的意义，却是共同的。

梁启超的见解已如上述，刘师培在说明黄帝纪年的意义时则指出：“中国政体达于专制极点，皆由于以天下为君主私有也。

今纪年用黄帝则君主年号徒属空文，当王者贵之说将不击而自破矣”

[43]。

所以，主张黄帝纪年，也应当视为国粹派新史学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予以重视。

（四）修新方志

中国的方志源远流长，至清代，尤其是经章学诚方志学理论的推动，更有大的发展。

但进入近代以后，方志不可避免地与整个封建旧史学一样走向衰微。

因此，国粹派在探讨新史学的建设时，并未忘记将方志的改造，收入自己的视野之内。

不过，这方面的努力主要当归功刘师培。

他撰有《编辑乡土志序例》[44]等文，明确提出传统的方志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当另编乡土志的主张。

刘师培对编写新方志的指导思想、体例及具体的方法，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传统方志学理论明显地划开了界限，这表现为：

首先，修志的指导思想不同。

旧方志的指导思想与封建正史一样，职在彰扬封建的纲常名教。

其“外纪”

录“皇恩庆典”

，“年谱”

纪“官师诠除”

，“考”

著“典籍法制”

，“传”

列地方“名官”

。

此外，还有“忠义”

、“烈女”

之目，都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刘师培强调，方志作为民史的一部分，当能助益国人“识社会之进化”

。

他在论及“风俗志”

的重要时说：“今编此志，宜蒐集人世之现象，推记古今之变迁，以验人群进化之迹。

盖人类举止悉在因果律之范围，惟即果以制其因，使民之囿于习俗者，各明其所以致此之由，并证明迁化之无穷，若囿于习染，斯为不知通变，则中国之弊俗，庶可因此而渐革”

。

[45]这即是说，编撰方志的目的，在于引导人们通古今之变，增进变革进取的意识。

其与旧方志的尊君重道，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其次，对方志的功能认识不同。

我国方志虽起源甚早，但人们对其性质与功能长期不甚了然，往往属之于地理。

如著名学者戴震有“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