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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己既能破亦将能立（第9页）

之说[46]。

《四库全书总目》则将之列于史部地理类。

迄章学诚才明确“志为史体”

，其功用在“可为一朝之史所取裁”

[47]。

刘师培则强调，方志不仅可“备国史之采”

，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乡土教材，可以“供本邑教民之用”

，具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

概括起来讲，一是可用以激发人们的爱土爱国之心。

二是可资为发展地方政治、经济、文教事业的参考：“舆地志”

有助于地学；“大事志”

有助于史学；“人物志”

有助于淑身与伦理教育；“文学志”

有助于国文教学；“政典志”

有助于地方政治；“风俗志”

有助于群治与社会学；“方言志”

为国语学之别途；“物产志”

有助于博物学与推进实业的发展，“使童而习之，则普通科学可以得所入门”

；复次，修志的体例与方法的不同。

章学诚对方志体例有所创新，为与纪传体的国史衔接，设计了外纪、年谱、考、传、掌故、交征、丛谈的架构。

各地方志有所变通，但隐然纪传体的主体结构是共同的。

刘师培设计的体例却要简洁得多：舆地志、政典志、大事志、人物志、方言志、文学志、物产志（金石志附）、风俗志。

这里显然打破了传统的纪传体，纯以典志结构；作为乡土教材，实突出了科学与实用的特色。

旧方志没有形成明确的撰写方法，刘师培不仅对此考虑甚详，且主张引进近代科学实验的观念和手段。

例如，关于物产志的撰写，他就提出了具体的方法：于各地划分区域，分派调查员详查本区物产，所得不仅列表登记，且当建立标本室，绘图并制作实物标本，最终汇为一书。

为保证严格的科学性，在此过程中，尚须做以下的工作：一曰“因今而考古”

，即以古书对照考订；二曰“举名而证形”

，即借科学实验的方法，证某物的类别与属性；三曰“辨物以明用”

，即查明各物用途，“以裨实业家之研究，庶各省之实业均可渐次振兴，非仅有裨之学术，亦有裨于民生”

[48]。

此外，为保存方志的材料，章学诚曾提出各州县设立志科的建议。

这在当时虽不可能实现，但显然具有创意。

刘师培的视野更形开阔，他同时发表了《劝各省州县编辑书籍志启并凡例》[49]、《论中国宜建藏书楼》[50]，主张为保存旧籍，各州县先编《书籍志》，特辑一书，不与方志相附。

同时，渐次推广，成一省《书籍志》；再在此基础上，异日各邑遍设图书馆。

如此，编纂国史、方志、学案、诗文，皆可省搜求之劳。

显然，刘师培是进一步从宏观上将方志建设与整个地方与国家的文化建设衔接起来了。

这甚至在今天也不失积极的意义。

毫无疑问，刘师培在方志学上的许多见解超越了古人，是时代条件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