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二己既能破亦将能立（第10页）

但它在20世纪初年毕竟是独树一帜，因而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同样彰显了国粹派探讨新史学建设的广度与深度。

（五）关于建立中国史学新体系的初步构想

国粹派不仅探讨了新史学的理论、内容、体例以及新编方志诸问题，而且提出了效法西方，建立近代化的中国史学体系的初步构想。

他们深感到中国传统史学表面称盛，实则其研究的领域过于褊狭。

自《六经》以下有《史记》，藉八书十表综合大政，虽不失宏博，但将数千年的历史尽括于百多篇之内，失之过简。

史迁虽圣，挂一漏万，已属难免。

《史记》而后，每况愈下，迄隋代，“中国并欲求一极残剥之政治史、宗教史、学术史、教育史，而不可得”

。

其后虽有《三通》、《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崛起一时，稍稍张大其军，但旧史学终无法改变自己偏枯衰微的命运。

马叙伦认为，造成中国旧史学偏枯衰微的原因有二：一是过分尊史，使之神秘化了：“若夫中国殆尚震慴于史名之尊，一若史者有不可及之阶级，非大通者不能作，于乎此中国史之所以哀也”

；二是于“史”

的概念，理解过于狭隘。

为此，马叙伦提出了“析史”

之名，实现“史学大同”

的主张。

他认为，史乃群籍的总称，可析史之名于万殊，以求史界的开拓，不必斤斤于政治、教育、宗教、学术四部分的划分，而作茧自缚。

应当承认，史学并不神秘，凡历史上的事物能引起今人的研究兴趣，且能成一家之言者，莫不可谓之“史”

。

“若是推史，则何必二十四史而为史？何必三通、六通、九通而为史？更何必六经而为史宗？凡四库之所有、四库之未藏、通人著述、野叟感言，上如老庄墨翟之书，迄于水浒诸传奇，而皆得名之为史。

于其间而万其名，则饮者饮史，食者食史，文者文史，学者学史，立一说成一理者，莫非史。

若是观史，中国之史亦夥矣，而史界始大同”

。

马叙伦的所谓“析史而万其名”

，实现“史学大同”

，说到底，就是要求打破中国传统的史学观念和偏枯僵硬的体系，使史学研究从内容到形式都趋向多样化，从而大大扩充其堂庑，建立起近代化的中国史学新体系。

所以他提醒人们注意近代西方史学的发展过程：“有政治史，而复析为法律史、理财史；有学术史，而复析为哲学史、科学史；美词有史，修文有史，盖骎骎乎能析史而万其名矣，此欧美之所以为欧美欤？”

[51]

马叙伦上述“史学大同”

的见解，发表于1903年，而在1907年国学保存会公布的《拟国粹学堂学科预算表》[52]（见本书附录）中，它已被具体化为相当完备的学科建设计划。

在表中，国粹派开列了经学、文字学、伦理学、宗教学、社会学、史学、考古学、哲学、地舆学等21个学科。

史学虽然仅列为其中的一个学科，但其他学科除“译学”

一门外，实际上均可归入广义的史学。

例如，社会学下分：古代社会状态、中古社会状态、近代社会状态；哲学下分：古代哲学、佛教哲学、宋明哲学、近儒哲学，即可见其一斑。

就其学科下所设计的具体课程而言，总数竟达百门之多。

其中，史学一门下分：年代学、古事年表、历代兴亡史、外患史、政体史、外交史、内乱史、史学研究法九种。

典制学一门下分：历代行政之机关、官制、法制、典礼、兵制、田制、制度杂考七种，如此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马叙伦的原有见解实际上被修正了：一方面“史学大同”

的提法，为明确的“学科”

划分的概念所代替，原被看成无所不包的史学，又被认定只是众多学科中的一门；另一方面，这又不妨碍他们看到作为专门学科的史学，有着自己不断扩大的独立的体系。